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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诗人就分为两类,一类诗人入世,他们吟咏着民众的悲欢,好像永远都站在我们中间,如杜甫。
另一类诗人出世,或如陶渊明采菊东篱,或如诗仙李白俯视众生,或为艺术而行走人间。
他们降临尘世,经历人生的洗礼和情感的磨难,写出和泪滴血的诗篇,然后就像流星划过夜空,倏然而逝。
他们才是纯粹为诗而生、为诗而死的人。
只有喜爱“飞翔”和“云游”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归去方式。
一百二十年前,徐志摩出生,从此人间拥有了最美妙的诗意四月天。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更无法解释,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至少也是声名受损,独有徐志摩却是,每经过一次婚恋,便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每一个女人显示着他的一个优异的侧面。
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文艺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我们原来的了解,要丰富得多。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得很是透彻:“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①。”
出国前,徐志摩已拜在梁启超门下。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即踏入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20世纪20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赘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1927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事件”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1927年春天之后,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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