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下面是关于国富论的读书笔记,一起来看看吧!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有提及,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所以亚当·斯密变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然而亚当·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国富论》篇章众多,亚当·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
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交由市场去自主调节即可。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曾一度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备受推崇,甚至认为只有自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罗斯福所推行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社会经济逐渐好转,从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再次重新思考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说的正确性。
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何者更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争论着。在我个人看来,国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仅应该是一个调控作用,是一个裁判的角色,避免社会经济过热或者过度萧条,在经济繁荣时期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则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预经济的发展。适度的国家宏观调控不等于行政指挥经济。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自己国家经济的繁荣,倘若每一个国家都如此,世界经济则会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境地,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使人们意识到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而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明白到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导致的弊端。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应该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毕竟一个经济学说正确与否需要相当长的一个经济周期来验证,而经济学的规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发现,在那么多经济学说中,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来确定到底应该用哪一种经济理论作为借鉴。
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如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绝对真理一样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时候遭到致命的打击,让人们一度怀疑它的正确性,然而后来其又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一条经济理论并不是永恒正确的,其是否起积极作用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国情来具体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大抵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在不断地探索中寻找适合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吧。
关于《国富论》中提到的自由,我认为,作者亚当斯密主要在论述“贸易自由”。
他先给出一个比喻:一个家庭生产皮革、一个家庭生产弓箭,生产弓箭的家庭通过打猎获得动物毛皮,然后将自己获得的动物毛皮,卖给生产皮革的家庭获取利润;生产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销往市场获取利润;然而,如果生产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猎、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会和生产皮革的进行贸易,但是他既打猎又造皮革,显然浪费了从贸易中获取利润的机会,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常常顾此失彼。这个比喻说明,贸易和交换的重要意义,节约生产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
见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论述工业制造业之间的贸易,甲行业生产A原料,乙行业需要A原料才能生产B商品,B商品是丙国国民的生活必须品。这样一来,贸易的存在能够解决很多矛盾;而自由贸易的存在不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国境内自由流通,满足一国国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国因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产该商品而带来的不便。斯密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彼此交换,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划自己需要的每一种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国的《航海法》作为反面教材,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带来另一贸易国的报复。虽然这样的保护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会起到保护本国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贸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国民的消费,即消费者的利益。损民肥商,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对方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人家也在对你进行报复,也会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这样的状况不利于贸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当然也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通,实际上受损的是双方国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其一,当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在欧洲范围内,英国一枝独秀,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因此,英国的工业制成品由于劳动生产率高,物美价廉,在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很有竞争力;要其他国家取消、降低关税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当时英国正在确立自己的海上霸权,和其他国家(如荷兰、法国)之间的关系简直是剑拔弩张,到了谁也不服谁,都想做冠军的地步。所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情势下,只能被弃之一隅,束之高阁。
其三,斯密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且还是比较巨大的差异。要实现自由贸易,就必须先消除差异。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一个合理、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包容程度。但是,直到今天,斯密提出的“自由贸易”仍未在整个世界实现。这并不能说明此理论的错误,也不能说明此理论的正确,只能说明“英雄无用武之地”。
小结一下,斯密所谈“自由”乃“贸易自由”,斯密以为“贸易自由”能够增进人类幸福;然而,“贸易自由”至今尚未成功,到底其与人类“终极幸福”有多大关系?我认为,贸易自由只能够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暂得肉欲的享受,无法到达“终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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