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文集《山居笔记》中的一篇。下面是《苏东坡突围》读书笔记,也许对你有帮助哦。
1、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的珍惜他,虔诚的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遭践他、毁坏他。起哄似的传扬,转化为起哄似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2、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时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的遭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3、 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了。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功绩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神秘的元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4、 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5、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 李一冰先生说得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
6、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很容易得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的组合成一种伪舆论。
7、 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8、 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9、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些挤眉弄眼的小人。
10、 中国几千年见有几个象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是可爱、高贵、有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他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
11、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12、 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使是死也死不出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进里面,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
13、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尔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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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大学时候就读过,后来又读了苏东坡的文集,里面有大量尺牍奏章等议论文,最经典的还是《赤壁赋》等流传甚广的代表作。他的诗集我是有的,还没有来得及看,读书的计划很多,只能就迫切的下手。《苏东坡传》第二次读才真觉得好,林语堂的原文经张振玉翻译以后仍然能那么流畅,实在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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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印象,也许最好是从他写给弟弟苏子由的词开始: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个人极喜欢这首词,其“劳生有限”语,深得人生况味。下片既有抱负,又有感叹,复融合亲情之理解,感人至深。苏轼的一生,用“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概括真是再恰当不过。真正能理解他的,恐怕只有他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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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序言中说:
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这段介绍苏轼的话倒成了经典,可见林语堂这个人是多么有趣有才。
余秋语有一篇《苏东坡突围》,我读过两遍,还是记不住他说了些什么,余氏的解读常有一种想当然的意味,泛滥的抒情只适合少年人。林语堂的这段话泛观则好看,要真正理解却需要了解了苏东坡一生之后,才明白其精严。另外,外人眼中的苏轼都大概有旷达可爱的特点,我从他的文章里读到的除了这些,还有苦涩。这种苦涩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的也是生命的苦涩,人生是那么漫长,文字不能总是拯救我们,该承受的还是要承受一遍,只是苏东坡比我们更看得开。诗词的超越性固然会让我们暂时忘却痛苦,但如果没有敏锐地感觉过痛苦,那些经典辞章大概也写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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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接着说:
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我个人是不赞成“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这样的说法的,宋代文人涉足政治程度极深,苏轼参加科举后来又做官,先是写了大量的策论,后来又写大量的奏章,也写过一些场面话,身在官场,他不可能做到“高高超越”,这本也不必强求,但是苏东坡毕竟是一个有超越精神的人,所以他不会像为做官而做官的人一样入戏太深,他终究能够在做官之外找到生命的价值,这才是最值得钦佩的。盲目拔高古人,有时也是希望自己内心可以更自由一些吧。历史上真正自由的文人,大多是远离了官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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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个说法十分精辟。在林语堂看来,苏东坡受佛教的影响很大,但是从他的作品中来看,主要还是儒家的精神和道家的精神。在苏东坡身上,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影响远不如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影响,佛教的文化精神与道家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那就是“出世”,这种精神与各种宗教仪式无关,中国知识分子有许多人都同时具备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释道的出世精神,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真正具有这样精神的人才能平衡得失,苏东坡无疑做到了。
用一生去完成一道关于哲学的证明题,这样的生命是真好。
抛开仪式层面不谈,佛家说四大皆空,道家说道法自然,这二者很容易在山水之间合一,一旦一个文人学会了吸收各种可能对自己有效的文化,他自然会消解掉学说之间的矛盾。单就各家学说而言,每一种都在竭力证明自己全对而别人错得离谱,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文人将各种学说融为一炉。
在屈原那里,入不得则死;到了陶渊明,不能仕则隐;李白入过朝廷终于离开,纵情山水实不忘有为;杜甫是非常典型的儒家,所谓一粥一饭未尝忘君;李商隐一生不得志,让他名垂千古的是他的情诗……当然还有许多文人为政治之火所焚烧,不得好死……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文化史的复杂性,即便思想早熟如中国,世界依然是复杂的,劣根性左右了人,所以即便我们有那么好的思想,依然会干出许多恶劣的事情来。反过来说,即便人类如此无能,彼此为难,我们依然还是创造出了诸多美好的东西,对于洁身自好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保持动力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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