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其中，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时光的雕琢与刻画，这种关于时光的“叙事”，充满了一种飘逸灵动之感，同时又间杂些许心酸的沉重，生之快乐与生之无奈亦糅合其中，表现出一种别样的丰富美。

　　雕刻时光：灰色历史记忆中的花样年华

　　当我们提出“雕刻时光”这一说法时，略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它显然不是一个学理性的概念，而只是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一些个体体验性的东西。然而，作为文本中审美形态的存在，它又是自足的：我们可以在文本中找寻到这种活生生的例证。

　　提起雕刻时光，最典范的文本，莫过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我们能时刻感受到时间的存在，那种缓慢的节奏、那种纷繁的叙事、那种细致入微的刻画沁入人心，让人深刻体味到时间的抽象与神秘。

　　杜爱民对时间的把握亦是如此，诸多对往故历史的叙述作品无疑是他最好的篇章之一。这种对于往故时光的雕刻已然超脱了时空的局限，站在了一种飘逸轻盈的制高点，俯视灰色的历史与花样年华，呈现出一种超越功利的纯洁、朴素、自然之美。

　　我们可以把《在记忆中消逝》一文看作是此类文章的一个提纲、一个宣言：“追忆意味着什么？它是让我们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烦扰，回到我们自身，面对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宁静，并且重返由这种洁净的智慧所昭示的永恒；追忆就是反思和审视，在这个精神历程漫长的轮回中，让藏匿在最平凡的事物中间的真理得以显现。”这种反思与静观之后所呈现出的宁静与永恒，是作者一贯的追求，是其实现救赎的必然之路：“如果我们不同自己的身体留存的各种感受保持亲近，如果我们不在追忆中进行更为深刻的探寻，我们将无法回到生命的根基处，我们将永无宁日。”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自觉的创作意识，杜爱民的散文才在对时光的雕刻中超越了文本自身，摆脱了历史伦理的束缚，呈现出一种开放性与超越性，达到了一种理性的高度，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

　　“琴声响起，露出败损的城砖和青草，撞开黑漆的大门，摇落满树的枯枝败叶。我的灵魂在琴声里只剩下残垣断壁，长安日出日落，我的身体内也早已满是落叶。”《1975年的琴声》一开始便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如诗如画却又略显凄冷灰暗的世界。乍读起，耳畔就似乎响起如泣如诉的琴声，或悠扬但绝不明朗，或晦涩却绝不乖张，一种萧瑟的气氛迎面扑来。紧接着，在这种“若有若无，断断续续”的琴声中，“夕阳为他伸展着幕布”，“马路两旁的枫树在初冬的寒霜里愈益色浓红重”。在这种琴声的奏鸣中时间缓缓地前行着，而我们分明感觉到了时间的刻度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所勾画出的一缕缕丝线。在这种缓慢却有节奏叙述中，记忆与现实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作者与读者巧妙地契合在了一起，作者引领着读者穿越历史的时空，缓缓地向逝去的年华进发。这一切，都是雕琢的时光所带给我们的独特体验。

　　普鲁斯特说：“没有阳光的日子，就是一些光秃秃的时间，它有一种强烈的力量让你极想品味品味白昼，恨不能把大自然放到嘴上咬一咬；所谓灰暗的日子，阳光不见，人们走过就象是闪着银光的网上的鲱鱼。”《1975年的琴声》也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白昼不见的光秃秃的时间，主人公因邻居贾克的纯粹完美的存在而感到“危机四伏，心绪不安”，这是在灰色的年代里、在肃杀的氛围中因追求完美与纯粹而产生的一种微妙却又强烈的感情，是一种上进心与挫折感之间的巨大张力。

　　这种灰色的历史记忆充斥于整部散文集之中，它反映的是历史叙事对个人话语的掩埋与戕害，是一种无可奈何啼笑皆非的历史伦常与天真烂漫而又孤独无助的个体体验的结晶体。于斯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原生态的生活：《菜四种》中凄苦与窘迫的际遇；《年味》中的浓郁简约的人情；《枫园回忆》中寂寞荒凉的革命；《破碎的梦》中荒诞暴戾的青春……

　　这种记忆无疑是痛楚的，但若只是沉溺于这种回忆的痛楚，那就不会超脱“揭伤疤”的窠臼，那就只能销蚀磨损文本所应有的力度。作者超越了这种“一地鸡毛”式的零散回忆，在“与往事干杯”后，他笔下的经过磨练与教育的日常琐事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脉脉的温情。这种温情根植于对童年时代的那种孤寂却又天真美丽多情烂漫的心境的不断回味与追溯之中，这种个体的时光体验恰能在读者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引发我们每个人去回忆、去体验已逝的时光，这就是文本能震人发聩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超越了文本自身的存在，具有范式性与共通性。

　　雕刻时光：在灰暗现实中寻求诗意栖居

　　马格丽特·杜拉斯是另外一位为我们所熟知的善于雕刻时光的作家，她在意识的缓缓流动中为我们刻画人物形象、勾勒时代面貌。在紧促的时间段里，她尽可能地为我们放慢叙事的节奏，于平淡无波澜中凸现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与普鲁斯特不同的是，杜拉斯的许多作品模糊了时间的界限（如《广场》、《爱》、《夏夜十点半钟》等），立足于一种似真似幻的“现实”之中，表达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制与摧残，表现出现代人普遍的空虚、孤独、绝望、失败感与挫折感。因而杜拉斯的作品是伤感的，是绝望的，读起来有一种不能承受之生命之重，其1968年后的作品更是如此。

　　杜爱民的散文同样为我们展现着现实生活中的一幕幕场景，以及其中的辛酸苦乐、无奈彷徨。在这类作品中，雕琢时光的痕迹也是随处可见的，与对往昔历史记忆的雕刻不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描述没有太多超脱其外的快感，而是以自己的现身说法为我们呐喊呼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

　　《仁义村》以极其平淡的笔触写出了一个城中村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写出了恬淡的田园生活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所掩埋的事实。仁义村如今已是“不见村庄。/不见田垄。/不见井垣。”（昌耀：《内陆高迥》）时间已经将这一村庄彻底地“风吹雨打去”，往昔的记忆已然成为埋入土中半截的一个个柱石，“仁义村已经变的太小太小，并且，最终将彻底消亡”。这种对时代历史变迁的描述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实际上表达出了作者隐忍于心中的撕心裂肺的痛楚——虽然作者始终未曾说出。

　　若说《仁义村》是生活理想乌托邦覆灭的一个真实写照的话，《四路公共汽车》则为我们描绘出命运的无常与精神的痛楚：“不愿面对的事情，今天又必须面对；不愿看到的情景，今天又必须亲自目睹。”痛楚往往会使我们在某个时间点上产生一种虚幻的感觉，一种对自身存在本身的怀疑的情绪，一种遍体华凉的苍茫无助感与孤独感：“大街上忙忙碌碌的人群谁会理会它将开往哪里，谁能知道上边的人将要朝向哪里，谁又能发现这些庸常细小的世象背后隐匿的无数个秘密。”在这里，作者为我们精心雕琢了一个时间点上的内心革命，一段时光所能产生的种种变局。也许，他自己的话是这种雕刻时光意义的最好的注本：“在那段时间里，四路公共汽车让我劳累的身体得以舒缓：我静静地坐在上面，看着曾经熟悉的街区远去，那里有恋人、母子和兄弟……这就是生命和时间，就像四路公共汽车，有它的起始和路线。没有人可以成为时间列车永久的乘客，人们所能够拥有的只是其中的一段路程和在路上的心情。”

　　这种时间意识在整部作品集中大量存在着，它是引领我们进入一种反观自我、反观社会存在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往往感觉自己的渺小，产生一种苍茫的孤寂感，在历史的混沌中，时间与生命变得迟滞与漫长，个体理所当然的变成沧海一粟。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对于生命与命运的沉思也是源于此。

　　这种对时间的雕刻当然是一种个体性的体验，这种体验却有着全人类共有的普范性。杜爱民对当下时间的刻画往往是对童年时代记忆的留恋与向往（虽然这种记忆是苦涩的），也同样是对整个人类童年时代的群体记忆乃至母体子宫的执著复归。正因为这只是记忆，正因为我们始终不能复归母体，我们注定要在这平凡的世界中流浪，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