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喊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了乡。在这个偏远的小农村里，生活条件很差，住土坯房，吃高粱窝头，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晚上累得浑身酸疼。然而，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人们对我出身的歧视，他们让我干最脏最累的活计，看见我躲得远远的，唯恐惹上事。没有人和我说话、交流，我孤独之极，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

　　记得那是1974年的春节前夕，其他知青都编着各种理由请假回城陪父母过年去了。只有我请假没被批准，再说了，父母都在农场劳动改造，我也无法回家过年。知青点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吃饭、看书、睡觉，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

　　除夕这天，我晚饭也没吃，就和衣躺在了冰冷的炕上。此时，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开始想父母，想我家温暖的煤火屋，想我的小提琴，想动物园，想学校里的篮球场……越想越伤心，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在屋吗？”随着声音响起，村里原小学马校长掀起草帘子走了进来。说道：“走！别躺着了，到我家吃年夜饭去！”

　　我说道：“还是别去为好，别让他们抓住咱们的把柄，说咱们是同流合污！”

　　马校长说道：“怕什么？咱俩都出身不好，本来就是一家嘛！”

　　在他的诚恳邀请下，我随同他来到了他家。他的爱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把炖好的老母鸡、饺子和薯干酒摆在了桌子上，她去一边看书了。我和马校长对面坐着，开始了喝酒。几杯酒下肚，我眼含热泪伤感地说道：“我生不逢时，这辈子完了。”

　　马校长听了我的话，开始给我讲人生，讲教育兴国。他知识渊博，口才极好，滔滔不绝，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让我不得不心服口服。

　　我们伴随着鞭炮声，吃着，喝着，说着。两瓶酒喝完，天已经亮了。临出门时，马校长嘱咐道：“请记住，国家政策会好起来的，要好好复习功课，成功是给有准备人准备的！”

　　我重重地点着头离开了他家。从此，我在劳动之余开始复习功课。别人说我是：“有野心，死不悔改！”我毫不动摇。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以全县最高分考入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市，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马校长也早已平 反恢复了工作。我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把他当作恩人。

　　如今，每当我面对幸福生活之时，我就会想起那年的年夜饭，因为是它改变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