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崔琦在培正中学毕业之後继续留在香港，他也许不可能成为摘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香港的土壤，是绝对不可能培育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的。

　　追求学问，除了本身的聪明才智和努力之外，也还需要适当的土壤，不是法国香槟区的土壤，又怎麽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香槟?

　　今年十月中旬的时候，我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流连了大半天。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一件又一件稀世奇珍，而是一群又一群由老师领 来博物馆叁观的小孩子。他们的年龄介乎八岁到十一岁。这些穿 校服的小学生，每个人都拿 一本素描簿，听完老师讲解之後，便各自蹲在自己喜欢的那件珍宝前面，把那东西画下来。

　　大英博物馆里面许多古物，以及他们的历史，我们在中一那年的西洋史课上才第一次接触。我们看的只是图画，没机会看到实物。我讨厌背书，但是为了考试，我是硬生生的把课本背熟。为了应酬那位变态的历史老师和无数的测验，我尝尽了挫败。在伦敦念书的小孩子，在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可以亲眼看到我们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的东西。这样读书才有价值，也才有乐趣可言。看到那群幸福的小孩子，我才知道自己曾经失去些甚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