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张子静，一个像生活一样灰扑扑的名字。初次粉墨登场，是在张爱玲名为《弟弟》的散文里。

　　他和姐姐扮演《金家庄》里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姐姐使一把宝剑，他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他亢奋的脸庞，稚嫩的呐喊，和童年一起，被夕阳橙色的光影涂抹得温情脉脉。

　　此后，温情如记忆，渐渐斑驳。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中，他长成了一棵秋天的树，平庸枯寂，冷冷清清，仓皇凋落的姿态，令人动容。

　　没有人爱他，悲天悯人一些说，没有人用对的方式爱他。

　　父亲张志沂待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

　　因为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父亲只在家中延师教他读书。他成年后，为了省钱，父亲干脆不提为他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他从扬州回上海出差，父亲见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他找父亲要，父亲却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

　　母亲黄素琼的爱，理智多于热情，拒绝多于容纳。

　　一个夏天，他带着一双用废旧报纸包的篮球鞋，去投奔母亲。他说不想回父亲那个家，说话的时候，他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而沉重地眨动着。母亲斤斤计较地解释，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他紧紧地抱着那双篮球鞋，背过身去，哭了，肩膀突兀而剧烈地颤抖。那一刻，那双篮球鞋像温暖的怀抱，怜悯地收留了他的无助，力所能及地抚慰了他的悲伤。

　　童年里，陪他一起玩的姐姐，也只是偶有同情的眼泪大颗地落下。

　　他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向姐姐约稿，姐姐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

　　后来，姐姐去了美国。行前，也没有告诉他。某日他一如往常地去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他走下楼，忍不住在热闹的人流中哭了起来。成年后的他，再次成了弃儿。

　　再后来和姐姐联系上了，姐姐的回信简短生硬：“没有能力帮你的忙。”那个典手镯给情敌筹打胎费的姐姐，对自己的弟弟，只有这句像童年一样遥远的话。姐姐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连给他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

　　读他口述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我几度落泪。书里，他为姐姐开脱：“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当得知姐姐去世，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再度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很安静地老了，独自住在14平方米的小屋里，心里只有一个卑怯的愿望：离世以后，能有人及时发现。所以在白天里，他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有时倒真希望他只是一棵秋天的树，像一首老歌唱的那样：“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有希望的等待，也好，至少可以温暖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