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张爱玲的《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下文是简介资料，欢迎大家阅读了解。

　　简介

　　《金锁记》写于1943年，刊《杂志》第12卷第2至3期，收入1944年上海杂志社出版的《传奇》。小说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她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由于其故事经典，曾被改编成戏曲、话剧、电视剧等广为流传。

　　《金锁记》写于1943年，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历程。七巧做过残疾人的妻子，欲爱而不能爱，几乎像疯子一样在姜家过了30年。在财欲与情欲的压迫下，她的性格终于被扭曲，行为变得乖戾，不但破坏儿子的婚姻，致使儿媳被折磨而死，还拆散女儿的爱情。“30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张爱玲在本书中在空前深刻的程度上表现了现代社会两性心理的基本意蕴。她在她那创作的年代并无任何前卫的思想，然而却令人震惊地拉开了两性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主人公曾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作者将现代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了极致，细微地镂刻着人物变态的心理，那利刃一般毒辣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金锁记》在叙述体貌上还借鉴了民族旧小说的经验，明显反映了类似《红楼梦》之类的小说手法已被作者用来表现她所要表现的华洋杂处的现代都市生活。

　　悲剧性

　　一个人的世界随着生命的谢幕而结束，可是现实的生活仍在继续，月亮照样升起，照耀着死亡再也无法感知的一切。从此，月亮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中不断出现，君临其中芸芸众生。今天我们打开《张爱玲文集》，惊喜于其中竟流淌着一条动人的月亮河。纵观文集，月亮这一意象发展的顶峰当推《金锁记》。这篇小说里，月亮统领全部的其余意象，显示了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

　　七巧，这个与月亮有关的人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出悲剧，她嫁到了富贵人家，可是处处因自己的出身受到歧视;她结婚五年了，有了一对弱小的儿女，可是从未享受过婚姻的幸福;她自以为是地爱上了丈夫的弟弟--三少爷姜季泽，可是平日走马章台的三少爷对她却严叔嫂之防。张爱玲的小说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只“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自己的文章》，张爱玲)。人活着，必须有各种欲望的支撑，对七巧而言，所有的欲望都不如金钱重要，确切地说她只有惟一的金钱欲。爱情和金钱相比，是可以舍弃不要的，人生的其余内容也是如此。当所有的欲望都遭到了破产，只剩下黄金的枷锁时，七巧就成了一出彻底的悲剧。

　　10年之后，七巧的丈夫和婆婆都死了。苦难熬出了头，她分到了家产，搬出姜府自立门户。过去冷淡七巧的姜季泽现在上门来向她倾诉爱情，精明的七巧在心旌摇荡之余发现所谓的爱情是假的，大怒之余把季泽赶出了家门。爱情的幻影消失了，淌着眼泪的七巧奔到窗前：“玻璃窗的上角隐隐约约反映出弄堂里一个巡警的缩小的影子，晃着膀子踱过去。一辆黄包车静静地在巡警身上辗过。小孩把袍子掖在裤腰里，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缘。绿色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复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烟掠过。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后的没投胎的鬼……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一出彻底的悲剧造就了一个彻底疯狂的人。七巧戳穿季泽的感情骗局时，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大怒。下半部中的七巧完全成了一个疯子，她压抑自己正当的情感，最终丧失人的情感变成了非人。七巧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岁月从她可以直推到腋下的手镯里徐徐地溜走了，她的生命早已是一个徒具形式的空壳。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违背己愿地投身到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中去，最后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一出悲剧，她又一手导演了几起悲剧，这形成了主题级的反讽。七巧的死解放了被她控制、被她奴役的儿女，而死去的芝寿和绢儿只能永远地死去了，长安和长白也已给她折磨得不像人，并且失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七巧死了，长安和长白获得了新生，30年前的故事似乎结束了。叙事者又回到了说书人的位置上，将读者从故事的时空带回现实的时空：“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30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30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月亮的意象在小说的结尾重又出现，有始有终，成为贯穿全篇的主题意象，强调了悲剧的深刻性和一贯性、彻底性。小说情节的关键时刻、人物命运的重要关头，月亮的意象都会出现，与人物同喜同悲，这绝非是作者的无意之笔，而是她的刻意营造。《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从古以来最深刻的一出悲剧。悲剧是人的悲剧，尤其是女人的悲剧。

　　悲剧的延续性贯穿小说的全篇，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暗示。七巧、长安、芝寿都是悲剧，各自的悲剧有其来龙去脉，剧情不尽相同，悲哀和怨愤都是一样的，而悲剧又是延续不止的。女性的悲剧，人生的悲剧，从若干个30年前排演到若干个30年后。张爱玲的世界诞生在半个世纪前，可是百年千年后，推开我们最新文明的窗子，张爱玲的月亮仍将照耀着我们。

　　话剧/《金锁记》

　　海上文艺界的两位传奇女性———王安忆、黄蜀芹联手打造大型话剧《金锁记》

　　王安忆式诗意”乍现

　　“舞台是三维的，我蛮喜欢那种在空间里的活动状态。”王安议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心目中的戏剧。在《金锁记》中，她第一次也是全身心表达了自己的戏剧领悟与理念。

　　故事的最后，在全剧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王安忆在曹七巧的房间外，安排了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以“孩子”这一新力量、新生命的象征，打破剧中沉闷、晦暗的现实生活。话剧中心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结尾处的这浪漫一笔，让人想起了《日出》最后“陈白露”死去时，窗外响起的热火朝天的工地打桩声……作者在表达对社会时代批判的同时，也把希望留给了读者。

　　像这样充满诗意的细节，在整出话剧中无处不在。王安忆曾经表示，之所以选择《金锁记》，是因为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作品很世俗，有许多让她喜欢的细节，让她有冲动加进许多自己的东西。因此，如果说张爱玲的原著是一个现实世俗的“底”，那么，王安忆的剧本则在这底色之上加入了空灵与温柔，处处流露出作家本人文字风格的细腻。

　　再出一个“上海制造”

　　话剧中心负责人认为，不管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她们笔下对“人性”的描摹，都成为今天话剧《金锁记》中最出彩的部分，也是“上海戏”之所以能够一直引人入胜的原因：“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归根到底都是‘人学’。而上海人‘做人’的学问，则一向很有嚼头。上海弄堂里的男男女女，在剧中竟能如此栩栩如生。让人不得不说，一个故事把人写活了，生活就给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