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史称韩非子。东周战国末期韩国人。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233年之间。他本是一名韩国贵公子，自幼从师于荀卿，研习“刑名法术”之学。为人口吃，不善说道。他看到当时的韩国贫弱，曾多次致书韩王，陈述富民强国之道，但没有被采纳。他“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之士不容于邪枉之人，观往者得失之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千百年来流传不衰。“矛与盾”(《难一》)、“守株待兔”(《五蠹》)、“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韩非子》寓言故事之所以能历久弥新、广为流传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性、独立性、现实性和寓言群特性”艺术特点密不可分。

　　其一，《韩非子》寓言故事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其表现出的哲学智慧，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可以说，寓言故事是设喻说理的寄托平台。韩非的寓言常蕴含着深刻明切的哲理 ，他可以从常见的生活现象来推演出重大的道理。成语“自相矛盾”出自寓言 “鬻矛与盾”(《难一•难势》)，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为真。韩非对于逻辑性有着严密的要求，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此外，韩非的寓言故事还体现出朴素辩证法思想。尽管《韩非子》中有过分强调对立、斗争绝对化的意识倾向，但对矛盾的转化条件，也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他也用朴素辩证法来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耳熟能详的“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但韩非的历史观也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其二，《韩非子》寓言故事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韩非寓言故事具有独立性，并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寓言在《战国策》、《孟子》等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还只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牍，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只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充当说理论辩的一种手段或叙事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到了韩非手里,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并将它们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如《 内外储说 》、《说林上下》即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寓言故事集。韩非寓言故事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细节丰富，显示出高超的文学技巧。 自从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就显出别具一格的文学意味。著名的“和氏献璧”故事，曲折感人;“造父御马”则描绘出造父是专政制度最佳辩护的人物形象;“郑袖劓美人鼻”，写出郑袖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口蜜腹剑，手段毒辣，故事情节曲折，宛如一篇短篇小说，而且人物形象鲜明。笔者认为：“韩非子寓言故事集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反映了韩非子的历史观、社会观、文艺观以及方法论和认识论。

　　其三，《韩非子》寓言故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也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韩非子》的'寓言故事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受庄子等诸子前辈的影响，取材方面来源于现实历史，让历史人物说话，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如孔子的形象在《韩非子》中改变了一贯的儒者面目。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是一个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都具有讽喻现实的意味。 题材的平实并不意味着韩非寓言故事在艺术上的平淡，相反，作品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三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利用寓言故事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愚昧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入木三分，淋漓痛快。又如“夫妻祷者”，写在金钱的驱使下夫妻各怀异心;“卫人嫁子”写卫人千方百计聚敛财富，连女儿的爱情幸福也成了牺牲品。这都体现了作品幽默冷隽、针砭时弊的艺术特点。

　　其四，《韩非子》的寓言故事还有一定的逻辑性。

　　如《说林上》“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内储说下》“晋文公宰人上炙而发绕之”等篇，主人公通过机智巧妙的争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故事情节跌岩起伏，富于戏剧性，这些故事与《韩非子》其它那些逻辑周密的驳论、论证文很是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五，寓言群”形式是《韩非子》寓言故事的又一特性。

　　如《内储说上》的论述中心是“七术”，即国君用严刑峻法和各种权术来驾驭群臣的七种手段，为此韩非用了四十九个寓言故事来晓喻“七术”的内容。《内储说下》的中心是“六微”，即国君统治必须了解洞察的六种隐微难见的事端，也用了五十个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集的出现，说明寓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开始脱离散文母体，取得了独立存在的形式。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和申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他收集、整理和创作寓言是为宣传他的法制思想服务的，体现了其法家的思想。在《外储说》四篇中，使用寓言一百一十多个，从二十个方面宣扬了封建专制的法制和权术，成为中外寓言史上罕见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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