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的尊严。——余秋雨
1.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
2.他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这是文章摘出的两处,想来能够帮助你写读后感的。余秋雨老师的这本书写的基本上无外乎是旧时代的文化碰撞在各个地区中所呈现的矛盾与其变化。
《庙宇》这一篇也是如此,李叔同成于新文化,却也在新文化中迷失了自我,最终选择了回归传统,这也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奇景。
写好他写的文章的读后感不容易,需要把握住文化冲突与矛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的特征,给你找点百度百科里关于李叔同的东西,读后感还是自己写比较真实。
卒于福建省泉州市。原籍浙江平湖,从祖辈起移居天津。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之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李筱楼晚年喜好内典(佛经),尤其耽爱禅。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尤其是李叔同)影响极大。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来家中诵经和拜忏,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做袈裟,扮成和尚,口诵佛号。他儿时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李叔同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有八九岁光景,他居然能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悟性已赶上了二十岁的贾宝玉。李叔同五岁失怙(父亲去世),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俞氏(津门茶商之女)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在当局者眼中李叔同乃是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20XX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但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校方禁止学生阅读莫部分杂志、报纸,激起学生的愤怒,与校方发生了冲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但无效果,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20XX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20XX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20XX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20XX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主任教习。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20XX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另据余秋雨《庙宇》,李叔同曾经居于五磊寺。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古语云“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从这个角度讲,红尘之处处处可有隐士,人人可为名流。于是乎,江南小镇成为名人雅士的栖身之所。与此同时,有些特立独行、率性而为之士也如《受戒》中的小和尚一样,微笑着拒绝尘缘,去发修行,李叔同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如不是捧读余先生的《庙宇》我还真的不了解李叔同的光辉成就,对他,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位不错的法师,有个性、善布施、通音律、善属文,《骊歌》就是明证,除此而外,知之甚少,而通过余先生的介绍,我开始关注这位大法师、大学者,在“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之时,他是如何高举着中国文化那面光辉的旗帜砥砺前行的;在顿悟之后,他又是如何狠得下心放弃娇妻弱子,选择陋室孤灯,潜心修行的。为文化传承?为佛教复兴?也许是前者,更可能是后者,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我无从考证。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做音乐,他创作的歌曲被奉为中国音乐界的经典,被反复传唱;论绘画,他的名作价值斐然,令人咂舌;搞创作,他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是开一代先河的人物;即便是了却尘缘,遁入佛门之后,十余年间,五磊寺的修行又以发愿弘扬律宗,创辉煌成果。这一切来源于他过人的天资、超人的勤奋、卓尔不群的个性,更源于他出类拔萃的悟性和智慧。
但阪依佛门,弘扬佛教,困于庙宇,就能远离世俗潜心论道吗?不能,因而看到簿册之时,他怒了,他恼了,他绝望了: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修行的净土?在这个乾坤之中,如何才能静心修行?天真的.大师忘记了,世俗如空气一般围绕着我们,哪里才算得上真正的朗朗乾坤呢?于是,俗世也罢,佛家也好,混沌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真正意义的佛门之地。因此,愤怒也好,恼恨也罢,即便绝望也无济于事:尘世未变,尘缘又何以能了?
所以作为庙宇,看似一种束缚、一种框架,抑或可谓是一种象征,其实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宣告,它所昭示的也只是一种特有的佛教文化,准确说,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我还记得教义其中之一是“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是啊,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面对世俗,能不苦吗?
余秋雨所写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名字叫做《 庙宇》的文章。讲述的是余秋雨小时候家近处的庙宇很小,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胖和尚和蔼可亲,孩子们很喜欢他。当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胖和尚会洗干净手,给他们几个供果。孩子们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他们手上。老师见了,也会夸和尚写得字漂亮。孩子们教胖和尚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告诉他是李叔同写的。” 而他们乡东去6里左右,有一座辉煌大庙,叫金仙寺,再往南,是远近闻名的五磊寺,李叔同就住在里面。
精彩摘录: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雳,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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