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

　　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

　　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本文主要通过写景，描写了“迁客骚人”登楼时的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并由此过渡到议论，从而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生活态度。既是自勉，又是与友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