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岳阳楼记翻译赏析

　　游岳阳楼记 (原文)

　　洞庭为沅、湘等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然九水发，巴江之水亦发。九水方奔腾浩森，以趋浔阳；而巴江之水卷雪轰雷，自天上来。竭九水方张之势，不足以当巴江旁溢之波，九水始若屏息敛衽而不敢与之争。九水愈退，巴江愈进，向之坎窦，隘不能受，始漫衍为青草，为亦沙，为云梦。澄鲜宇宙，摇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阳楼峙于江、湖交会之间，朝朝暮墓，以穷其吞吐之变态，此其所以奇也。

　　楼之前为君山，如一雀尾炉，排水当面，林木可数。盖从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最多，故直以千里一壑，粘天沃日为奇。此楼得水稍诎，前见北岸，政须君山妖茜以文其陋；况江湖于此会，而无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复何致？故楼之观，得水而壮，得山而妍。诗人李白之“刬”、张碧之“碍”，如怜小儿者，呼美为丑，非贬词也。

　　游之日，风日清和，湖平于熨。时有小舫往来，如绳头细字着鹅溪练上。取酒共酌，意致闲谈，亭午风渐劲，湖水汩汩有声，千帆结阵而来，亦甚雄快。日墓，炮车云生，猛风大起，湖浪奔腾，雪山汹涌，震撼城郭。予时四望惨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己也。

　　昔滕子京以庆帅左迁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楼为岳阳楼。既成，宾僚请大合乐落之，子京曰：“直须凭栏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忧后乐”之语，盖亦有为而发。夫定州之役，子京增谍籍兵，慰死犒生，边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国议，其后朝廷用人如此，诚不能无慨于心。第以束发登朝，入为名谏议，出为名将帅，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为知已，不久报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为毛锥子所窘，一往四十余年，不得备国家一屏一障之用，玄鬓已皤，壮心日灰，近来又遭知已骨肉之变，寒雁一影，飘零天末，是则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翻译

　　游岳阳楼记（袁中道原著 江苏彭兴年翻译）

　　洞庭湖是沅江、湘江等九条河流汇集而成。（秋冬时节）湖面因为寒冷凝结，如同一匹白绢一般。等到春夏季节，九条河流发水以后才有（眼前）的湖面。但是，这九条河流发水的时候，长江也正发大水。九条河流之水奔腾浩荡，直奔浔阳；而长江的波浪如同卷起的白雪，声音如同雷声轰鸣，仿佛从九天上飞流直下。竭尽那九条河流的正涨潮的势头，不足以抵挡长江旁溢的波浪。这九条河流只得像人屏住呼吸裹紧衣服一样不敢和长江争雄。九条河流越退却，长江越进逼，原来的那些坑洞、狭窄的地方根本不能承受长江的冲击，开始涨满潮水成为青草湖、赤沙湖、云梦湖。清丽世界，摇撼天地八九百里。而岳阳楼耸立于江湖交汇的地方，早早晚晚，看尽它变幻无穷的吞吐之态，这是岳阳楼奇特的地方。

　　楼前面是君山，像一尊雀尾炉，劈开水面，正对着这座楼，山上的树木清晰可数。从君山上的酒香亭、朗吟亭上远望洞庭湖，见到的水面最大，所以只因千里茫茫的一个大山谷里水面远接天边，日光沐浴其中为奇妙。岳阳楼见到的水面稍窄，前面能看到长江北岸，正好必须以君山的妖媚来文饰它的不足（丑陋），何况江湖在此交汇的气势，如果没有一座山来包容，只是莽莽洪流，又有什么意趣呢？所以楼的气势，有了水才雄壮，有了山才美丽。诗人李白的“刬”，张碧的“碍”，（用这样的词语形容君山）就像人们怜爱小孩子一样，把美的称呼得不美了，实质上不是贬义的词语啊。

　　我们游览的这一天，风和日丽，湖面像熨烫过一样平坦。不时有小船来来往往，如蝇头小字写在白色溪水的绢上。举酒同饮，意趣闲淡。中午时分，风渐渐大起来，很多船只排阵而来，很是快捷。傍晚如炮车般的黑云升腾，狂风大作，湖面波浪奔腾，白色的波浪如雪山汹涌起伏，震撼城郭。我这时环顾四周一片惨淡，放下筷子站立起来，忧惧悲伤，伤心流泪而且不能自制了。

　　从前滕子京因在庆州统领军队抗敌的事情被贬官到这里，因不得志而心情忧郁，扩大原有城楼的规模而有了现在的岳阳楼。等到完工，宾客同僚请典礼大乐庆祝落成。滕子京说：“简直要扶着栏杆大哭一场才觉得痛快”。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话，是因为滕子京有作为而发的感慨。定州一役，滕子京增高城墙招摹士卒，告慰死者犒劳生者，边疆得以安宁。但后来执掌法律的官员却以耗费国家资财的罪名上书弹劾，以后朝廷如此用人，（把滕子京贬官到岳州），怎么能不心生感慨呢。但是，他年纪轻轻就入朝做官，在朝廷是有名的文臣，出朝廷外出统领军队是知名的武将，年轻时就稍稍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又有范仲淹这样的名士做知心好友，（贬官）不久政绩卓著至极，有什么值得哭的呢？而我，被诗文写作束缚，一下子就是四十多年，没有得到国家任何任用，黑色的鬓发已经白了，往日的壮志已经心灰意冷，近来又遭遇兄弟病故，我像冬日的大雁孤身一人，飘零天涯，这才真的值得哭啊，值得大哭一场啊！

　　赏析：

　　袁中道《游岳阳楼记》：现实的、引人泪下的洞庭湖

　　关于岳阳楼和洞庭湖，我们已经读了几篇诗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登岳阳楼》、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杜甫、孟浩然的都是诗歌，都是概括的写法，借助想像和虚拟，主体形象是抒情的，不过取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借以抒发诗人的感情。诗和散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诗的形象，不是照抄现实的，而是把现实的某一特点，加以变异的。清朝诗评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有一段话：

　　或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裁、词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俱变。”

　　意思是，诗歌与散文的“意”，也就是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形式不同而已。如果内容是米，散文就是把米煮成饭，诗歌就是把米酿成酒。饭没有改变米的形状，而酒把米的形状和质地都改变了。这个理论当然有它比较不够精确的地方（如把散文和诗歌的内容说成是没有区别），但是总的说来，相当有启发性。说诗歌是想像的、变异的，而散文则比较写实，就这一点来说，是比较到位的。对于这一点，也许我们仅仅读杜甫、李白、孟浩然的诗歌还不够清楚，把他们诗作和袁中道的散文一比，其间的差异，就十分鲜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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