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康桥》的纯情与音乐美

　　康桥是美丽的，有协调匀称的建筑群，有晚钟撼动的黄昏。

　　一

　　徐志摩所作的《再别康桥》耳熟能详，不过究竟应该如何来朗诵这首诗作呢。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均不得要领。后来得知徐志摩善于创作骈体文(即所谓四六文)，于是尝试以骈体文中“四字句、六字句”的节奏来朗读，顿时豁然开朗。所谓“四字句”的节奏，也就是将每一句基本分为二个节拍来读;所谓“六字句”的节奏，也就是将每一句基本分为三个节拍来读。这样来看，《再别康桥》绝大部分为三个节拍，少数为两个节拍，有个别例外，如下：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的/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传统骈体文对“四六文”的字数要求严格，及每句要么四字，要么六字。这种严格的要求可以保证文章的强烈的节奏感，是有道理的。不过，即便在创作时将这一要求稍微放宽，只要注意在朗读时适当处理，我们依然可以得到比较优美的节奏，――因为人们是可以根据节奏需要适当拉长或者缩短某些字词的发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再别康桥》可谓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不同的人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朗读，朗诵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所谓诗无达诂，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阐释一首诗歌。

　　二

　　我一开始时很喜欢这首诗歌，常常反复吟诵，还因此产生了对剑桥大学的强烈崇拜感。后来到了剑桥，又了解了有关徐志摩的更多故事，才明白徐志摩所写的并非剑桥大学的那条河。有关这一点，我在《“对话”剑桥：文化的跬步》一书的代序《“对话”剑桥：有关“对话”的故事与理论》中已经指了出来：“忽然领悟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写的根本不是我眼前的那条剑河，他只是借景抒情，他写的分明是他心中的女神林徽因啊。‘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哪里是康河的‘柔波’呢?分明是徐志摩想象中的林徽因的‘柔波’啊。”

　　有一段时间还颇为抱怨徐志摩将剑桥写得太多情了，倾注的爱太多了，――毕竟在国内也不乏同样的美景呢，剑桥毕竟不是中国人的故乡呢!在这种思想的笼罩下，我一度觉得《再别康桥》颇为俗气，读的时候也觉得十分别扭。

　　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的狭隘与偏执：如果我以那种眼光来看世界，世界就一无是处，――明媚的太阳也会灼伤眼睛，美丽的玫瑰也长了利刺呢。任何美的事物都有丑的一面，如果我们因为某一事物的丑而放弃它的美，那么，我们就会一辈子生活在阴郁之中。

　　我开始学会就诗论诗，将《再别康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来欣赏。我开始将《再别康桥》和徐志摩区别开来，――徐志摩的确是他的作者，不过，它一旦诞生，就具有了徐志摩也无法左右的独立生命。我可以不认同徐志摩做的很多事情，不过，我却不能漠视在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美妙的纯情。这或许就是作者的贡献吧：他将自己最美的那一刻心情生动地呈现了出来，使之成为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精神财富。

　　诗歌的功能是什么，我在《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一书中已经进行过讨论，诗歌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发现、创造人类的情感，因此，一首诗表达的情感越�橄改濉⒃轿�新奇，这首诗歌也就越有价值。诗人在作品中所发现、创造的情感，是属于全人类的，其中的道理，正如化学家发现一种新的化学成分，物理学家发现一种新的物质规律，或者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新的星星一样。

　　于是，我就能够坦然地欣赏《再别康桥》中的美妙的纯情了：一种我个人在生活中或许永远也寻找不到的纯情，一种只有在《再别康桥》中才能寻找到的纯情。我也非常感谢徐志摩带给我这种感觉。

　　三

　　情到深处，往往就能产生音乐。《再别康桥》就具有一种神奇的音乐美。徐志摩是能够在文字中表现音乐美的现代诗人之一，――仅凭这一点，他就可谓一位优秀诗人。能够在现代汉语中捕捉到文字音乐美的诗人，百余年来其实寥寥无几。据说林语堂一直不认可新诗，只是在读到《再别康桥》之后，才开始接受新诗。由此可见徐志摩文字的魅力之大。

　　顺便聊聊学界的一桩公案：1924年12月1日，徐志摩在《语丝》杂志发表了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死尸》一诗，并且在译诗前写了一段论音乐的文字，他说：“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琢磨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琢磨的`灵魂……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干脆的Mystic，为什么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

　　鲁迅看了，很不以为然，写了一篇《音乐?》的短文调侃徐志摩，他说：“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鲁迅其实认为徐志摩所说的都是疯言疯语，不值一听。

　　鲁迅对音乐并无研究，写作新诗也只是为了“敲敲边鼓”，数量很少，他的话人们可以忽略。不过，后来刘半农也附和鲁迅，写了《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一文，进一步调侃徐志摩，还说在徐志摩百年之后，“我刘复幸而尚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刘半农对音乐颇有研究，而且也写过很有音乐感的现代诗歌，他的文章能够说服读者认定徐志摩所说的只是“疯言疯语”而已。

　　后人谈起这桩公案，一般只是从鲁迅、刘半农和徐志摩的关系来“看热闹”，而很少介入话题本身：即徐志摩所说的“音乐”是否存在?

　　读一读徐志摩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徐志摩所说的这种音乐当然是存在的!

　　徐志摩所听到的音乐不是一种客观世界的音乐，而是他的主观世界的音乐。当他沉浸于某种情思之中时，这种音乐就自然地出现了，萦绕在他的心头了，――这正如作曲家创作乐曲时的情况一样：难道作曲家在创作乐曲之时心中不会响起音乐来吗?所不同的是：作曲家是以乐谱记下他心中的音乐，而诗人则是要以文字将它们表现出来。

　　如果徐志摩在创作《再别康桥》之时，他的心中没有响起一种美妙的音乐，《再别康桥》或许也就不会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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