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入杂文，或以杂文入诗，通常称为“杂文诗”，一般认为，“杂文诗”的代表作，是聂绀弩先生的“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不过，这种以近代诗体裁写的“杂文诗”，与带有讽刺意味的“梨花体”和“自由诗”很不相同。诗可以入杂文，词当然也可以入杂文，而以词的形式写杂文，或以杂文的韵味填词，至少在南宋就有先例。

　　春节假期，翻阅《辛弃疾词》，其中有一首“千年调”引起我的注意。这首词一改这一体裁通常的抒情言志之功能，而写成了一篇抨击时弊、嘲讽丑恶的“杂文词”。词曰：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这首词有小序云：“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蔗庵”是稼轩先生的友人郑汝谐的宅第，其中坐落着一幢名曰“卮言”的小阁。这首“杂文词”既因“卮言阁”而发，就要对“卮言”作一解释。“卮言”出之《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音义》称：“卮器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可见，这种酒器也有前倨后恭的不良习气。

　　词与杂文都属文学作品，自然离不开形象思维。稼轩先生在这首“杂文词”中通过“卮酒”、“滑稽”、“鸱夷”三种古代酒器和鹩哥（秦吉了）、甘草（甘国老）两种动植物，嘻笑怒骂，鞭辟入里。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辛弃疾将“卮酒”拟人化，指斥官场那些既无信仰又无能力，为了当官，只会俯仰随人，应声附和的丑陋角色，又以“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两句，刻画了这种在权势者面前，笑容可掬、点头哈腰、“是是，对对，行行”、令人厌恶的行为和作派。常识告诉人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寥寥数语就揭示了此类人物聚在一起时，对权势者竞相巴结、争相献媚、抢着邀宠、比着拍马，而且欣然自得，了无愧色，既可恶又可怜的嘴脸。

　　“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这类角色，像甘草一样，不论感冒伤风，什么病也掺合，什么病也治不了，如同餐盘里的鸡肋，厕所里的土坷，有它不多，无它不少。虽然如此，它在官场中却生活得挺滋润，挺舒适。“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为了戴上更大的乌纱或保住既有的乌纱，这类人没有原则，没有主见，只会匍匐在上司脚下，先意承旨，鹦鹉学舌，无利不起早，有奶就是娘。而到事变之亟，往往会出卖旧主，另寻新爹，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刘豫就是这类角色。

　　时值宋金对立之际，汴京陷落，靖康蒙耻，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东南，不思恢复。辛弃疾为挽救危局，收复失地，两次向朝廷上书，审时度势，力陈方略，他的《美芹十论》，展示了卓越的经国济世之才。然而，在偏安自保、谈战色变的氛围中，他的建议不可能为朝廷所重视。在此情况下，幼安先生不仅无法为恢复中原作出贡献，反因奸佞中伤两次被罢归田园，投闲置散。在带湖闲居之际，他深感才高遭忌，功高致危，同时为自己“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境遇感到不平与叹息。正是在既为国家危亡而忧心，也为庸吏败政而愤懑的情况下，才会有这首借题发挥的“杂文词”。

　　在词中，作者并非为批评而批评，为谴责而谴责，他将自己直接摆进去，与上述丑类作了直接对比。“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词人自责不会逢迎拍马，为人太过耿直，直到“近日”方才明白了为人要圆滑随和的道理。然而，正话反说更加体现了他对上述丑陋行为的厌恶与鄙视。辛弃疾深深感到，在官场与社会之上，正直与阿谀，真诚与虚伪，有为与无能的博弈中，往往是那些无德、无才，只知唯上命是从，唯上意是听之徒，反而会攫取一己之私、一己之利。而正直、真诚、有为之士，却往往因坚持理想、节操，而受到排挤和打击。

　　透过辛弃疾这首“杂文词”，让我们看到了南宋官场庸俗污浊、委顿萎靡的丑恶风气。这种风气不仅构成了北宋沦落之因，而且在不久的后来结出了南宋败亡之果。前事不忘，宁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