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辛弃疾一向是词史上并称的两位大家，他们的豪放词都具有豪迈大气、感伤现实的特点，为宋词境界的扩大和词体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苏轼、辛弃疾同为宋代豪放词家的杰出代表，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轼首先奠定了豪放词派的始基，辛弃疾继而将豪放词的发展推向了高峰，确立了“豪放一派”。他们在词作的风格、境界的开拓、心灵世界的表现等方面，自然有着共同性和连续性，但是，由于二人所处时代、际遇、立场、个性的不同，他们的豪放词作又各自形成了独立的特点。

　　一、苏、辛的豪放词的相似之处

　　正如胡寅先生所言，苏轼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 这说明他以豪放的感情，坦荡的胸怀，拓展了词的内容及表现手法，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缠绵的作风，开创了豪放词派的风格。而辛弃疾“大声镗鞑，小声铿�，横绝六合，拍空万古。”也突破了以纤艳柔脆的传统词调，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之风。因此，他们的词作有着相似性和继承性。

　　1.苏、辛词中都有着豪迈旷达的艺术风格

　　东坡词和稼轩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自我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正是这种豪情壮志，决定了二人独特的创作个性和不同于前的创作风格。

　　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到“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词人借那奇伟壮丽的风景、杰出人物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来表达不畏政治困厄、道路险阻的人生态度，表现出了词人开阔爽朗的性格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同样，辛弃疾在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词人也借滚滚不尽的长江水，追缅往事，遥想将来。赞扬了杰出的英雄人物，表现了决不投降、坚决抗金的强烈信念。豪情壮志，表露无遗。这正是苏、辛词共有的豪情激越的艺术风格。

　　2.苏、辛词中都浸染着感伤之情。

　　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际遇的原因，都使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中浸染着一种感伤之情。即使他们的心态可以超脱、可以飘逸，但家国之觞始终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

　　苏轼生活在内外交困、对外求和苟安的北宋，诗人仕途不顺，“乌台诗案”中险遭杀身之祸。国难未解，壮志未酬，这使苏轼心中难免有着感伤情怀。但这并不与积极旷达的人生态度相违背，是人生遭遇苦难后必然会产生的情感。即使豪爽如苏轼，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同样是由于政治影响，南宋政局更加混乱，一身才能的辛弃疾未能被任用还屡遭诬陷，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只能悲歌慷慨，将壮志难酬之气寄托于词作之中，例如在《锦帐春・席上和杜叔高》中诗人感慨到：“春色难留，酒杯常浅。把旧恨、新愁相间。”

　　3.苏、辛词都对词体做了创造性的发展，丰富了词的内容。

　　苏轼的词，在继承唐五代婉约缠绵风格的同时，“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既向内心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用词写报国、写仕途、写失意，还用词写了悼亡、伤春、感逝，打破了依声填词的限制，词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可以表达丰富生活内容的文学体裁。

　　同样，辛弃疾不但扩充了词的表现内容，还把词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一生的情感体验都用词表现了出来。开心时，他写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伤感时，则说“层楼望，春山叠。恨家何在，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奋发时，他写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苏、辛词都伟大地打破了“词为艳科”的限制，使词由闲情向性情、爱国之情转变，向广阔的生活扩大，表达了对祖国的感情，对人民的同情和对自己的希望。

　　此外，苏、辛词在词的结构上也有相似点，他们词作多为地点加怀古，主旨上多为托古喻今，借古人心中块垒，表达自我情愫。例如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辛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这一点上就有很突出的表现。

　　二、苏、辛的豪放词作的不同特征

　　虽然东坡词和稼轩词都以豪迈旷达、感伤现实、境界扩大著称，但是两位词人一位是北宋士大夫，一位是南宋爱国将领，时代、经历和性格不同必然会使他们的词作有着鲜明的差异。

　　1.苏、辛的词观有着不同的特征。

　　苏轼认为词为余，“以文章余事做事，溢而作词曲”，所以苏轼的词并不能表现他一生的情感体验，因为他借助散文和诗歌也表达了很多情感。

　　而辛弃疾则不同，他全力作词，一生为词六百余首，是唐宋词人中词作最多的一个，词作基本包括了他一生的情感体验，表现了他个人情怀的同时，又客观的反映了历史。

　　2.苏、辛词对词境的开拓程度不同。

　　词是在苏轼之时才打破了“艳科”的藩篱，他的词作内容很广，不仅写爱情、离别，也用词写政治理想、贬居生涯、兄弟朋友之情、节令风光、生活细端等等，正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大大开拓了词境。

　　稼轩词也反映了非常广阔的社会内容，与苏轼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例如苏词在揭露封建苛政时写到“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鱼蛮子》)同样的，辛弃疾在《玉楼春》中也写到“人间踏地出租钱，借使移得无著处。”但辛弃疾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弃疾集中突出描写了抗金斗争，把当时社会的时代课题纳入词中。苏轼虽然开创性地写了有关边防和爱国的名篇，但由于时代的因素，他没有像辛弃疾一样，集中地描写刻画了这一类的诗歌，体现出时代的脉搏。

　　3.苏、辛词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苏轼“以诗为词”，在写词语言上做了很大的革新，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词风，在词作中，多吸取了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的诗句，把诗的内容、题材、表现技巧、语言风格引入词中，解放了词体。语言清新不修饰，给人淡泊质朴的感觉。并且，苏轼的词作中多用典故，例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增张幄全》一词，就用了宋玉《风赋》等作品中的典故。这与他封建士大夫的身份非常符合。

　　辛弃疾比之苏轼，不仅用了古近体诗的句法，还“以文为词”，大量吸收了散文、骈文以及民间口语用词，无论是经、史、子、集、楚辞还是李杜诗、韩柳文，他都信手拈来揉入词中，还把赋、比、兴的手法综合运用起来。例如，《贺新郎》的开端，就将《论语》中的感叹句“甚矣吾衰矣”直接移用。这样的语言运用方法，使稼轩词读来更加新鲜、活泼。

　　4.苏、辛词对内心世界的拓展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和超越的人生观来体验人生，表现出了哲理式的感悟，追求从痛苦中求超脱，在现实的黑暗中去寻找理想的光明。他的词中，虽然也有对生命的激情、对人生的不平，但这激情和不平往往被词人用自己冷静和理智的乐观精神所压制，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超脱和宁静。

　　从东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可以看出，虽然词人也有着“亲射虎，看孙郎”“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但那也是在“酒酣胸胆尚开张”的时候抒发的一时豪情，过后留下的仍是“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淡淡忧伤。这是一个仕途坎坷，却还努力让自己乐观、积极的封建士大夫的内心表达。

　　辛弃疾的词却常常表现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抒发着个体人生的苦闷，表现出了悲愤的呼喊以及火一般的热情。相对于苏轼而言，更多的体现出的是英雄的豪情和壮士的悲愤。因此，稼轩词的主观情感浓烈、理念执着，表现出了对社会现实和个体人生难解的忧虑。

　　稼轩有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的豪情壮志，但“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贺新郎》》)这样深刻内心描绘，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悲怨心声，震撼了读者的心。

　　同样是面对赤壁，苏轼大声唱到“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念奴娇》)他的超越与旷达，正体现了对于生存的一种乐观态度，洒脱从容。辛弃疾却写到“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正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深深忧虑和悲愤，他那沉重的使命感和无法释怀的郁闷心情使他的作品更显沉郁苍凉。

　　所以，苏轼对生活的乐观，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他的词动荡跳跃、慷慨激昂、铿锵作响。而辛弃疾对于国仇家恨的深深思量使他的词忧思悲壮、沉郁苍凉，表现出了现实和人生的强烈冲突。“苏其殆仙”，“辛犹人境”正说出了他们对于内心世界拓展的差别。

　　三、结语

　　苏轼、辛弃疾同为中国文学史上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都为宋词走向高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人并称为“苏辛”。他们的词作都以豪迈慷慨的意境表达了自我，对宋词的发展和后人的创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二者虽然都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词观、词作、词意上都有着一定得区别，这也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下文人创作的差异和两位词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个性，“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便是对二者词作的准确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