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先生传》，胡适先生创作的一篇传记题材寓言，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从处事不认真到处世不认真，许许多多的人就在“差不多”的圈套里度过一生。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拓展阅读：《差不多先生传》鉴赏

　　《差不多先生传》是一篇传记体裁的寓言，内容的安排依照传记体例：先纲后目的层次来叙写人物，并以切近生活的事例作为佐证，构成一篇趣味盎然、含义深远的寓言。而在笔法上，则巧妙的运用夸饰、排比、映衬、反讽等修辞法，以浅显生动的语言，因事见理的方式，让人在荒谬好笑的文字背后，领略作者严肃的用心。

　　传记体例，先纲后目本文既名为「传」，所以作者仿的是史记纪传体写法：先叙主角的背景及为人，后依时间顺序叙述其生平事迹。这种先交代人物特质，再以事例作为佐证的方式——也就是先纲后目的安排，可以使读者经由故事中主角一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加深印象，以达到作者谏诤的目的。文章的第一至三段是「纲」，总写差不多先生的姓名、籍贯及特质：首段先用疑问句型：「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来引起读者好奇，而后却不直接写出主角姓名，反而说：「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更提高了一层神秘感。接著作者把主角的名字命为「差不多」，还说差不多先生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这些是在为后面「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做铺垫，表明「差不多」这弊病就是全中国人的弊病。第二段写的是差不多先生的相貌与特质，采由外而内的顺序，先说表象的眼耳鼻口，再说内部深一层的思想。而其「差不多」的态度也跟着由浅入深的呈现，由表面的「不很清楚」、「不很分明」，逐步深入到「不很讲究」、「不很精明」、「不细密」。第三段则透过主角的话作总结：「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而作者也藉由这两句话，引起下面「凡事」的诸多事例，因此第三段可说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四段至第九段描写差不多先生从小到大的几件事情，除了依时间顺序写作，事情的简繁轻重也依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后果与影响的程度也随之逐步加重。作者先写差不多先生色彩不分(红糖同白糖，不是差不多吗)，再写东西不分(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这些琐碎的小事，在第六段差不多先生长大后，演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事情：十和千差不多，今天和明天差不多，医牛的和医人的差不多，最后甚至因「差不多」的态度而丧命。而作者叙述时的分量分配，也随着事情的轻重不同，而有先略后详的走势，尤其在第八段「找大夫」一事上，叙述颇为详尽，也最富趣味。第八段中，先说家人「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不但为差不多先生的死埋下伏笔，更显示这种马虎的个性不只差不多先生有，大家都是如此，巧妙回应了首段「差不多先生……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一句。

　　其后，差不多先生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则是在为家人的行径作解释与认同。而「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进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除了再次回应首段，证明大家都这么随便外，更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批判：连最需要讲究精确的医生都马虎敷衍，那么全国还有什么人是认真的呢?第九段写差不多先生的临终遗言，充分表现出他「至死不悟」的糊涂本性。中国人一向说要「达死生」，又说形体生命这个「臭皮囊」不必太恋栈，这类观念如果不导向「宏观」、「豁达」的正面态度上，就容易流为作者所担心的：「活人同死人也差不多」的苟且任事，而不能认真生活。作者安排死亡一节，显然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生死观念作了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