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有一癖好与同行不大一样，作家们上街大都爱钻书店、逛书摊，而他却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大家了解苏北是如何介绍他的?

　　舌尖上的汪曾祺

　　苏北

　　著名散文理论家、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说过一个笑话，此笑话是作家陆文夫在世时说的。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看来汪老头不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俗语说得好，“好日子多重，厨子命穷”。汪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

　　“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他的小女儿汪朝说过一件事。汪朝说，过去她的工厂的同事来，汪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一声喊：“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大。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结果同事一个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这个多雅。”这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到北京访问，汪曾祺在家给安排了家宴。汪自己在《自得其乐》里说，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在宴请了几次后，不知谁忽发奇想，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我做了几道菜，其中一道煮干丝，聂华苓吃得非常惬意，最后连一点汤都端起来喝掉了。煮干丝是淮扬菜，不是什么稀罕，但汪是用的干贝吊的汤。汪说“煮干丝不厌浓厚。”愈是高汤则愈妙。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来，指名要汪先生给她做一回饭。汪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汪说，这个菜连自己吃了都很诧异，味道鲜甜如此!他还给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陈怡真吃了，还剩下一点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带到宾馆去吃。

　　看看!这个汪老头真“并不是很抠”。其实是真要有机缘的。

　　汪老头在自己家吃得妙，吃得“雅”。在朋友家，他也是如此。可以说，是很“随意”。特别是在他自己认为的“可爱”的人家。但这种“随便”，让人很舒服。现在说起来，还特有风采，真成了“轶事”。

　　1987年，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经常到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在《遥寄爱荷华》中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有一个著名的“桥段”，还是在朱德熙家里的。有一年，汪去看朱，朱不在，只有朱的儿子在家里“捣鼓”无线电。汪坐在客厅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忽然见客厅的酒柜里还有一瓶好酒，于是便叫朱的半大的儿子，上街给他买两串铁麻雀。而汪则坐下来，打开酒，边喝边等。直到将酒喝了半瓶，也不见朱回来，于是丢下半瓶酒和一串铁麻雀，对专心“捣鼓”无线电的朱的儿子大声说：“这半瓶酒和一串麻雀是给你爸的——我走了哇!”抹抹嘴，走了。

　　这真有“访戴不见，兴尽而回”的意味，又颇能见出汪曾祺的真性情。

　　在美国，汪曾祺依然是不忘吃喝。看来吃喝实乃人生一等大事。他刚到美国不久，去逛超市。“发现商店里什么都有。蔬菜极新鲜。只是葱蒜皆缺辣味。肉类收拾得很干净，不贵。猪肉不香，鸡蛋炒着吃也不香。鸡据说怎么做也不好吃。我不信。我想做一次香酥鸡请留学生们尝尝。”又说，“南朝鲜人的铺子里什么佐料都有，‘生抽王’、镇江醋、花椒、大料都有。甚至还有四川豆瓣酱和酱豆腐(都是台湾出的)。豆腐比国内的好，白、细、嫩而不碎。豆腐也是外国的好，真是怪事!”

　　住到五月花公寓的宿舍，也是先检查炊具，不够。又弄来一口小锅和一口较深的平底锅，这样他便“可以对付”了。

　　在美国，他做了好几次饭请留学生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吃。他掌勺做了鱼香肉丝，做了炒荷兰豆、豆腐汤。平时在公寓生活，是他“做菜”，古华洗碗(他与古华住对门)。

　　在中秋节写回来的一封信中，他说，“我请了几个作家吃饭。”菜无非是茶叶蛋、拌扁豆、豆腐干、土豆片、花生米。他还弄了一瓶泸州大曲、一瓶威士忌，全喝光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请了台湾作家吃饭，做了卤鸡蛋、拌芹菜、白菜丸子汤、水煮牛肉，“吃得他们赞不绝口”。汪自己得意地说，“曹又方(台湾作家)抱了我一下，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看看，老头儿得意的，看来管住了女人的嘴，也就得到了女人的心。

　　他对美国的菜也是评三说四，他说，我给留学生炒了个鱼香肉丝。美国的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鱼较贵。

　　看看!简直就是一个跨国的厨子!这时的汪曾祺，也开始从中国吃到美国，吃向世界了。他的影响力，也从内地走向台湾，走向了华语世界的作家中。他的作品，在美国华文报纸登出，他的书版权转授到台湾。他在台湾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作家中那些吃货老头儿汪曾祺

　　提起汪曾祺，人们都尊称他为"汪老"，不过，如果隔壁的某个老张遛弯时碰见他，招呼他一声"老汪头"，或是某个女伢子奶声奶气地喊他一声"汪老头"，我猜汪曾祺一定不以为杵，反倒会笑眯眯地点头答应，兴致盎然地攀谈几句。这是他的性格，亲近自然万物，平等相待，甚至还怀有一丝天真的孩子气。

　　为人处世的态度常常不知不觉的渗透在饮食观念上。有的人舌头特别执着专一，昔日张季鹰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乡，非家乡食物不足以慰衷肠;也有的人舌头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汪曾祺似乎是。虽然家乡高邮的咸鸭蛋和野菜是好的，不过尚年轻的"小汪头"怀着勃勃的兴致、随着人生的流转品察各地风物：昆明的菌子和汽锅鸡、北京的豆汁儿和烤肉、张家口的口蘑和马铃薯(号称是吃过最多品种马铃薯的人)……它们在他的笔下凡俗而有灵性，平常却有情味。这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上小学时放学路上的情景：在回家必经的那条曲曲弯弯的巷子里，他总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饮食的路上，他也喜欢东看看、西品品，有时候还搞搞考据，比如咸菜的起源，苦瓜是瓜吗，虽然大多无果而终，他也不以为意。他对待生活和食物的这种态度可以用他两篇散文的题目来概括——"随遇而安"和"自得其乐"。

　　其实不仅是出生、学习和工作地方的食物，对于有机会到达的一方风味，他都要试一试。福建的泥蚶、杭州的鱼生、上海的醉蟹呛虾，沁着血的内蒙羊肉，生的、熟的、半生不熟的都可以招呼，甚至古代普遍吃而现在不常见的"葵"和"薤"，亦觉别有滋味。汪曾祺自己曾夸口说什么都吃。他还劝人："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是如此。""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有些吃家仅限于吃家，不一定是玩家，但反过来似乎大多数玩家都是吃家。比如文物收藏家、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懂吃、善做、善品评，有"烹调圣手"之称。汪曾祺也莫不如此，除了是美食家、作家，他搞京剧、擅绘画、精书法，个个都玩的不俗。甚至还能看风水、看相。大概除了天赋家世以外，这与他们宽杂的生活态度也不无关系。汪曾祺说过"生活很好玩"。

　　出现在汪曾祺笔下的常常是些平易近人的食物，比如萝卜、豆腐、野菜、韭菜花，很亲民，但因为见闻广博，体察真切细致，一个不起眼的食材往往在腾挪进退中呈现出兴味盎然的丰富意趣，虽一块豆腐也有七十二般变化，而他独特传神的语言亦令人口齿生津。汪曾祺的文字明白如话，不事雕琢，但却别有韵味，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自有一派天然的意态。以这样的文字来写美食，自然看的人赏心悦目、兴味十足。

　　此外，汪氏的写食散文还有一个实在处——可以当菜谱用。汪曾祺对袁枚是有点看法的，他觉得袁子才有些食谱只是道听途说，并未动手操作过，言下之意他自己的食谱都是经过实践检验，是经得起推敲的。倒也不虚，汪老头会做菜在圈内很有些名气，有些远道而来的作家进京指名要吃一顿汪曾祺亲自做的饭。就连黄永玉的儿子在吃过汪家的口蘑豆后也在日记里写道："黄豆是不好吃的东西，汪伯伯却能把它做的很好吃，汪伯伯很伟大!"不过，也不是人人都那么幸运，邓友梅运气就差了点儿，虽然定是定了好几次，但有些食材总不那么容易临时凑齐(汪曾祺认为烹饪之道原料第一)，好容易有一次没改期，邓友梅早早赴约，孰料连人也没见到，原来汪老先生买菜未果顺道在路边的酒店里喝上了，酒喝起劲了就把事儿给忘了。看来这名士风度在别人眼里很潇洒，真落到自个头上可是不好消受呢。

　　饮食虽易，知味不易，做一个乐天的有趣味的解味人更难，而于汪曾祺，这些不过是水到渠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他是安静的观察者，也是潜心的品味人，还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