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错过一次见到汪曾祺先生的机会，至今都很遗憾。十多年前求学北大，我和几个同学负责张罗学术讲座，曾经邀请过汪老为我们做“文学漫谈”。当时他住城东南的蒲黄榆，距离北大相当之远，我本来该与另一位同学一起去接请汪老。

　　但已记不清是什么缘故，我却未能去成，当晚的讲座也未听成。后来我请同学向我描绘汪老的形象，他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一个老头子，眼睛特别亮！”就是这样简单的描绘，却让我对汪老愈加神往并想象至今，其憾其悔，也每见其深。但是，陆建华著《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汪曾祺创作历程和人生道路的书写及对其形象真切生动的刻画，却让我在另外的意义上走近了汪老。更为重要的是，阅读陆著，我还更加深入地领略了汪曾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作为其精神世界之核心的“生的执著与热情”。

　　对于汪曾祺来说，沈从文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人生导师。陆著用了很多篇幅记述了汪曾祺和沈从文的交往，读来令人动容。1948年春，当汪曾祺在北平因为谋职无着而悲观苦闷的时候，沈从文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劝慰：“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1958年，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期间，沈从文又常写信，抚慰和鼓励他说：“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因此，对于生的执著与热情，一直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也是其抵抗时生乖蹇的人生命运的精神资源。

　　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汪曾祺博览群书，潜心阅读，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流寓上海任教中学期间，他独处陋室（铁皮小棚），也能自得其乐，读书写作；即使是在身为“右派”的四年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满怀热情地去劳动，去接触中国的土地与农民，甚至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地完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而这样的精神，与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又是何其相似！身处逆境时况且如此，在较为顺遂的“新时期”以后，他的人生与创作，更是焕发出别样的光彩。一般以为，汪曾祺最为“复杂”的经历，便是他在“文革”时期曾经担任《沙家浜》的主要编剧并且受到江青的“赏识”。

　　陆著不为尊者讳，在很忠实地记述汪曾祺“文革”经历的同时，又很详细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特殊处境中的汪曾祺并没有发生精神的畸变，他只是以相当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知遇”。他“对江青既心存感激，又诚惶诚恐，有时还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一点傲气和几分自得，但绝不奴颜婢膝，更不阿谀奉承”。所以他在《沙家浜》的“智斗”一场中不顾江青“江湖口太多”的指责，瞒天过海地保留了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那一段后来被广泛传唱的著名唱词。1970年5月，当他获得登上天安门的“政治殊荣”时，“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而是“看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大摊改了又改的文章草稿，居然向军代表建议：‘能不能另换老杨去？’”这些记述都使我们认识到，汪曾祺所执著与热爱的，无疑是一种健康、纯洁与明净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有着自己的尊严与底线。汪曾祺的精神人格，没有丝毫的心机与杂质，更是没有令人不齿的政治趋附。实际上，汪曾祺被陆著以“祸福相倚”所精当概括的“文革”经历，也在另外的意义上透露和诠释了他的“生的执著与热情”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提供了“拷炼”汪曾祺的精神与人格的“宝贵”机缘。这样一来，陆建华的著述，倒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如何对待载浮载沉的自身命运。

　　在运交华盖的时候，能够保持“生的执著与热情”自属不易，而在被权力“恩宠”和“有幸选中”的时候，能够不骄矜、不忘形，从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执著于一种健康、明净和葆有尊严的“生”，则更加困难。我想这样的启示对于思考知识分子的当前命运，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