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素以七绝著称于世，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和中坚力量。

　　盛唐是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时代，也是个诸教杂糅、开明兼容的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高度发展、交融互补，对广大士人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乃至个人心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昌龄是盛唐诗歌的代表作家，其思想以儒为主，释道兼修，其早年多受儒家思想影响，屡遭贬黜之后，又受到释、道两家的浸染。但纵观诗人一生，儒家思想则是其思想的主体。诗人素有“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之称，其诗独具风采，不仅称雄当时，而且还享誉后世。王世贞曰：“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①，“唐……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②可见诗人之七言绝句与李白并称翘楚。其诗歌比较集中的两类主题分别是描写边塞征戍生活及表现女性的命运和心灵。闺怨诗在王昌龄所有诗作里所占比例较小，但这几首闺怨诗都是以诗人最为擅长的七绝入手，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

　　一

　　闺怨是中国爱情诗歌中较古老主题，也是常见的题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中的《伯兮》、《卷耳》等篇，多以思妇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在特定时代环境、社会条件和生活境遇下女性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唐代这个诗歌全盛的国度，亦有不少诗人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闺怨诗，反映当时普遍深刻的社会内容，思妇曲折丰富的心理。如李端《闺情》：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喜鹊声。诗人以朴实的语言，把一个闺中少妇急盼丈夫归来的情景，描写得细腻动人。长夜漫漫，独对孤灯，离愁怨恨令人思绪万千、肝肠寸断，孤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着她。此诗充满了对命运无望的哀叹，在唐代闺怨诗里，绝大部分都渗透着这种凄凉寂寥之感。

　　二

　　而王昌龄以闺怨为主题的诗歌中，这种情绪则少有表露。如名篇《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位闺阁少妇，初为人妻，尚不知忧愁。她于春日涂脂抹粉，走上翠楼。翠楼即青楼，指“美人所居之楼，古代显贵之家楼房多饰以青色，故称为青楼”③可见她是贵族女子，未经历过磨难，尚难体会夫妻离别之苦，闲来无事，独上翠楼去领略春日景致。第三句“忽见”二字陡然一转，全诗的情调也随之改变。微风徐徐，杨柳依依，春色恼人，眼前之景触动了少妇心弦，心爱之人远隔千山万水，撩人春色无人共赏。此刻，少妇先前愉快的心情荡然无存，悔恨之情涌上心头，后悔叫夫婿去“觅封侯”，反而不能相知相守。首句虽说“不知愁”，但对远在戍边的夫婿，久别不见的愁思却一直根植在少妇心中，只不过在少女心性之下未表现出来。而春日“陌头杨柳色”是少妇情感迸发的导火索，成为她感情陡转直下的契机，使少妇在情感与理智中纠结。再如《青楼怨》：

　　“香帏风动花入楼，高调鸣筝缓夜愁。

　　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

　　长夜漫漫，这位贵族少妇因思念夫婿而肠断关山。何以解忧?只有高奏古筝来排遣幽怨苦闷。而筝声似乎能化解忧思，使这种怨愁略微淡缓。这两首虽是闺怨诗，但读来却不会让人觉得沉闷压抑，诗歌体现出“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艺术特色，而这正是儒家诗歌的创作原则，也是评诗的圭臬。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儒家认为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王昌龄尊奉儒家诗教思想，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思想倾向。

　　诗人有着建功立业的胸怀大志，素以边塞诗著称于世，曾高歌：“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变行路难》)还写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 吐露杀敌报国的豪情壮志，成为盛唐诗歌中雄浑壮美的名篇。然而这与诗人闺怨诗中所表露的思想是否相矛盾呢?其实不然，这些诗歌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诗人的深刻影响。盛唐气象积极向上，豪迈恢宏，尚武是当时社会的风尚。而王昌龄又是个仁义有情之人，所以他的诗一方面歌颂边关将士的壮志豪情，另一方面即说征战的苦又说思妇的愁。前者充满了诗人对于功名理想的热衷追求，体现了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后者体现了诗人的儒家之“仁”，关怀天下苍生，体察民间疾苦，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因此，诗人方写出了如此具有感发力量的好诗。

　　三

　　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少有同时代闺怨诗中那种浓厚的哀伤。《闺怨》中，一个“教”字体现了少妇的积极心态，她支持夫婿戍边卫国，希望夫婿立功封侯，从而夫贵妻荣。尽管少妇“忽见杨柳色”后略有悔意，但已于事无补，毕竟丈夫远在边疆征战，不能轻易归还，而少妇还是期望丈夫立功封侯的，那么这“悔”，也只是为春情所触发的一时之悔。这位显然是出身贵族的大家闺秀，识得大体，舍得儿女私情，忍却当下心头的思念愁绪，求得以后生活的富贵荣耀。且看《青楼曲二首》：

　　其一

　　白马金鞍随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其二

　　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

　　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

　　这两首诗里没有任何“怨”，可谓是闺怨诗之奇葩，写出了贵族少妇夫贵妻荣、自矜得意的形象。一位跨坐在着金鞍白马上的将军，带领十万大军行进在长安大街上。道旁高楼上，少妇悠闲弹筝，注目这支威武之师。这两个场景之间有何联系呢?第二首则给出了答案，原来这是一支凯旋之师，而意气风发的白马将军正是这位少妇的夫婿，且已封侯。楼头少妇看似悠闲无事，实则心中波澜荡漾，似乎从筝声中即可体会出少妇的欢快之情。

　　如将上述四首诗串联起来，诗人便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贵族女子嫁给了官宦子弟，希望夫婿可以征战沙场，立功封侯以求封妻荫子，其夫婿也有宏图大志，听得少妇的一番劝告便积极上进，主动征战边戍，以求立威扬名、建功立业。滞家少妇趁春意萌动登上青楼观景，却为此风中杨柳触发思念之情，略有悔意，夜间“高调鸣筝缓夜愁”，用希冀夫婿封侯的愿望来压制万千愁思。而后夫婿征战归来功成名就。这时少妇又坐于青楼之上，鸣奏起古筝。虽皆弹筝，却与那个思念的夜晚之心境迥然有别，自己素来的辛苦等待未白费，这时少妇充满了对丈夫立功凯旋的满腔喜悦。可以说这四首诗虽是闺怨诗却仍体现了诗人立志报国，建功立业从而封妻荫子的传统儒家思想。

　　综上所述，王昌龄信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实现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方面持儒家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闺怨诗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倾向，可见报国之志在他的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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