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

　　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

　　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

　　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他说过：落地为兄弟……

　　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看到——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著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