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本不反对走仕途，相反，他当初是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进入官场的，毕竟，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最常见、最正统、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当干部。但由于陶渊明不适应官场繁琐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放不下“臭老九”的架子，不愿意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中，陶渊明最后选择了“守拙归田园”。辞职后地位没有了，俸禄没有了，趋炎附势的朋友没有了，虽勤于耕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子还是很清苦。但他“不戚戚于贫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渊明时代人少地多，没有环境污染，不难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静之所，他能够通过原始的农耕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但因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书多;因为辄饮必醉，所以喝的酒多。买书买酒在当时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经济支出，所以，生活时常窘迫。好在那时文化人少，陶渊明在乡下更是稀缺资源，识个文、断个字、当个家庭老师之类的，还是有用的，加上乡风淳朴，总有人接济他，使得他能够忘机于世外桃源，从而给后世树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后的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忠实粉丝，他真切推崇陶渊明的隐逸风度，发掘出其更多的美学价值。

　　与陶渊明相比，苏东坡的才学更全面，他既是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画家(如枯木竹石图)、美食家(如东坡肉)、服装设计师(如子瞻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诗文和词作，尤其是词作，苏东坡对当时流行的娱宾遣兴、依红偎翠为格调的俗词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别是注入了苏东坡式的超脱、飘逸、思辨的情趣和节操，这种雅化的词风，契合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发展思想，影响深远。

　　苏东坡的才学积累和展示得益于北宋偃武修文的国策。当时文坛思想活跃，群星闪烁，文化人占据了社会上层。苏东坡立志报国，他思想敏锐，文笔犀利，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改革派上台他挑刺，保守派上台他也挑刺，甚至连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敢揶揄，整个一个愣头“愤青”。同僚虽以敬佩或嫉妒的方式承认他的才学，但往往忍受不了他的个性。

　　苏东坡的一生像过山车，满腹经纶变成了“一肚子不合时宜”。他从高考成名开始，几十年多次下岗、待业、行政记过、降职甚至判刑入监，几乎“断了老头皮”，“破灶烧湿苇”的窘迫，“缥缈孤鸿影”的悲凉，“自稼躬耕”的艰辛，虽“长恨此身非我有”，但终未能“忘却营营”，一生没有远离仕途主线，最终在工作调动途中溘然长逝，“江海寄余生”“一蓑烟雨任平生”只是寄托于诗词中的理想，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豪迈，更有“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如梦”的感慨。

　　陶渊明身心俱隐，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而苏东坡一直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归隐，这更符合不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其内心的纠结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受陶渊明、苏东坡们的影响，之后遭遇社会矛盾、仕途坎坷、生活困顿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完全服从于传统的儒家教化，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是不再以官场为雅、仕进为雅，而是以山野为雅、归隐为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