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贤内助王弗极会“幕后识人”，苏东坡和客人谈话之时，王弗立于幕后，往往听得数言，就能断定客人是否值得交往，是哪类人，而且准确率相当高，可谓是闻言识人的典范。

　　比起夫人来，为人旷达的苏轼待人接物显然粗疏得多，但是他也擅长识人。今人说“细节决定成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譬如苏轼，他就很会从细节看一个人的品质。

　　这里姑举几例。

　　谢景温原来和苏轼关系不错，有一次两人在郊外行走，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谢景温抬腿就把这只小鸟踢到一旁。他这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让苏轼心凉半截:这一定是个轻贱生命、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所以深得王安石的重用，王安石提拔他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他见王安石与苏轼不和，为讨好王安石，便加害苏轼，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

　　还有一位叫章惇的，早年和苏轼过从甚密，无话不谈。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记载了两人相交的一则轶事，很能说明苏轼由细节看透章惇的智慧。

　　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的时候，两人在山中游玩，游到仙游潭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根独木桥相通，独木桥下深渊万丈，章惇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惇神色平静地轻松走过，用绳子系在树上，以玩杂技般的高难度手法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轼认为，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就是这位章惇，后来当上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他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他因与苏轼政见不合，对苏轼也大下辣手，把苏轼贬到偏远的惠州，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到京城，章惇睡不着觉了，他嫌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就再贬他到更偏远的儋州(今属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岛是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的事，由此可见章惇之狠。《宋史》以章惇入《奸臣传》，可见其为人所不齿。

　　这是两个反面的例子，当然，苏轼也有识得好人的一面。比如1085年苏轼在登州做官的时候，有一个主簿每次来报告事情都特别啰嗦，苏轼厌烦。有一次，主簿又来长篇大论地禀报，苏轼嫌烦，就敷衍他道:“晚上来吧。”到了晚上主簿单独来了，苏轼勉强出来见他，苏轼正看杜甫的诗，就故意问道:“‘江湖多白鸟，天地有青蝇’，这‘白鸟’指什么？是指鸥鹭一类的鸟儿吗？”主簿马上答道:“白鸟，并非指鸥鹭，而是指蚊蚋之类的虫儿。以此暗喻吸人血的赃官，如今世界，君子太少小人太多啊！”苏轼本来是想用“白鸟”来嘲讽主簿说话像蚊蚋那样嗡嗡不止，让人烦厌，哪知主簿不但很有学问而且心地正直，从此对他另眼相看，特别厚待他。

　　从这则“以诗识人”的小事，也看出苏轼知错就改的品性。苏轼以细节识人，大都无误，是和他自身的言正身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