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量词

　　《诗经》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诗经》量词的分类

　　量词是表示计量单位的词。根据语法功能和计量单位不同，可以把量词分为动量词和物量词。动量词主要是计算动作的次数。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次、回、趟”等。这一类词在《诗经》中用的不多，如“握”、“匊”。物量词是表示人和事物的单位，“是计算事物的数量的。”《诗经》中的量词多属物量词，如“葛屦五两，冠緌双止。”(《南山》)，“显父饯之，清酒百壶。”(《韩奕》)中的“两”、“壶”，这些都是物量词。如果从计量用法是否固定、专门来看，量词又可分为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专用量词指专门或主要作为计量单位使用的词，如表示长度单位的“寻”、“尺”，“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閟宫》)。借用量词是指在一定的语言组合中，由其他词类转用过来作计量单位使用的临时量词，如名词“卣”“爵”本是酒器，“簋”是食器。《诗经》中把这些器具用作计量，“厘尔圭瓒，秬鬯一卣。”(《江汉》);“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宾之初筵》);“于粲洒扫，陈馈八簋。”(《伐木》)。

　　从表示的数目上可以分为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个体量词是表示单个概念的量词，如“生刍一束”(《白驹》)中的“束”，“不盈一匊”(《采绿》)中的“匊”;而集体量词是“称量成组或成群的事物”。在《诗经》中，“乘”字共出现30 次，其中作为量词使用的一般用来称量马，“古代一车四马，因以乘为四的代称。”“乘”作为集体量词所表示的数量是“四”，如“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六月》)。“朋”也有集体量词的用法，“上古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所以“朋”作为集体量词所表示的量是“二”。《诗经》中还有一个集体量词“群”。“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无羊》)宋代朱熹《诗集传》中的注释为“羊以三百为群，其群不可数也”，说明“群”是一个表示数目较大的集体量词。由此可见，在上古汉语中，量词虽不如后世那样丰富，但量词已初步位于各类词之中了。

　　2《诗经》量词的借用

　　量词的借用，扩增了量词使用的范围、数量和频率，也表现了量词与其他词类的密切关系。大体上说，汉语量词基本上是由名词与动词引申转化而来的。《诗经》中量词由动词演变而来的现象比较少见，但也有少数例子，如“视尔如荍，贻我握椒。”(《东门之枌》)中的“握”，其本义是“搤持也。”，用手把持的意思。由这个意义引申，就有了量词的用法，称量可以用手握住的东西。又如“不盈一匊”(《采绿》)中的“匊”，其本义是用手捧东西，动词，后转化为量词。

　　现在人们普遍认同，量词主要是从名词借来和演变而来的。有说古代汉语中的量词基本上就是名词，黎锦熙先生就认为：“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早期语法研究，也大多把量词看成名词小类、附类或特殊类型，没有单独立类。量词在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被称为单位词，王力先生认为：“一般说来，单位词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成的，并且它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们的本来意义引申的。”可见量词与名词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名词借用为量词，原来的名词与所计量的中心语，一般有某种相关性，如我们上文所讲的名词“卣”、“爵”、“簋”，便是由盛物的器具借代而引申用作计量该物的单位，应该说，用器皿的名称来称量食物、饮料等正是汉语量词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汉语的许多称量性量词如“碗”“杯”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诗经》中正是用这些器皿充当量词来称量酒或食物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这些词了，并不是这种用法消失了，而是器物的名称变了，如装酒的叫“瓶”，装食物的叫“碗”。

　　在《诗经》中，名词往往借用为量词，但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既可作量词又可作名词的词，在同一个语言组合形式中，名、量两种解释和用法似乎都可以成立。如表示时间的“日”、“月”、“年”，在“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和“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东山》)中便既可作为时间单位，也可表示一定的时间。量词和名词出现这种情况，反映了上古汉语名量同词，以及没有严格区分使用的情况。谈到区分，个别词的词性判定应该跟全体词的词类划分一样，以语法标准为主，意义为辅。就语法特征来说，量词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名词则可以单纯回答问题，可以单纯充当主语、宾语。另外，“量词只限于前面能加数词的。前面能加数量词组的.不算量词，算名词。”这都可用来帮助判别词性。不过，语法特征只是就一般性来说的，并非必然规律。例如，“数量词组成的偏正结构处于宾语的位置上时，如果数词是‘一’，可以略去不说。”“扬之水，不流束薪。”正是在“束薪”前面省略了数词“一”。

　　3《诗经》量词的特点

　　3.1 应用范围

　　《诗经》中的量词，大体上说，约有30 个。在应用范围方面，即量词所计量和修饰的对象，离不开当时君臣百姓日常生活经常接触的事物，如车马、衣物、田土等，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色彩，如“以开百室，百室盈止。”(《良耜》)“十亩之间兮……”(《十亩之间》)等。

　　3.2 使用结构

　　从量词的结构上说，《诗经》中使用的全是单纯量词，没有后来才兴起使用的把两种计量单位合并为一的复合量词，也没有重叠的用法，“斤斤其明”(《执竞》)中的“斤斤”，通“昕昕”，指明察的样子，并不是量词的叠用。

　　3.3 虚指功能

　　《诗经》常借数词做出虚指，以示多少，如“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召旻》)中的“百里”意在突出其范围，距离的远大，并不是确指一百里。《诗经》中的量词也可以虚用，如“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表示把松柏切成长短不同的木材，“寻”“尺”在这里就是一种虚用，并非实指。

　　3.4 借用效果

　　《诗经》中的借用量词，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使修辞效果更为明显，如“陈馈八簋”的“八簋”，借指食物的丰富，宴席的隆重;又如“生刍一束”的“一束”，“贻我握椒”的“握”，“终朝采绿，不盈一匊”的“一匊”，表示的量虽然比不上度量衡单位表示得那么明确，不过这类借用量词却起到了凸显形象效果的作用。

　　3.5 表达能力

　　《诗经》往往选用不同的量词表示相似的意思，避免了用词的重复、呆板，如《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中的“廛、亿、囷”;《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羔羊之革，素丝五緎……羔羊之缝，素丝五总”中的“紽、緎、总”，用不同的量词修饰了同一事物，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诗经》作为先秦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已经使用了一定的量词，并体现出了一些特点，对量词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概而言之，考察《诗经》中量词的运用，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量词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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