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诗典,诗三百的风雅颂充分表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与歌舞乐曲的状况。其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事实上文学的诞生是早于文字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最先的文学就是劳动时的“吭唷吭唷派”。其依据来自《吕氏春秋?淫辞》的“今举大木者,皆前呼舆謣,后亦应之。”——即劳动号子,然后这种号子的韵律被加以整理,变成了最初的有节奏的唱辞,并在原始的宗教中融入了舞蹈的内容,赋予诗歌一种神魔的咒术意义。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就是讲用竹子制成弓箭,射取禽兽以取食物的过程。与此同时产生的还有古代的神话与寓言。如女娲补天、鲧禹治水等。同时劳动人民运用歌谣当武器抒发自己的感情,如“时曰害(曷)丧,予及汝偕亡”,就表达了奴隶们对夏桀的仇恨与咒骂,且愿与之一起早日灭亡。所以不管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如何。亦掩不住文学的思想倾向。至于说孔子增删了《诗经》,至今存疑。因为在孔子幼时,《诗三百》已经成书。但孔子为《诗经》配过乐谱则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
周朝当时有专门的官员去各地采集民歌,并加以整辑。“雅”、“颂”一般出自贵族,用以歌颂自己先人的功德,如《大雅》中的“皇矣”等。《小雅》则更接近平民些,如《大东》《采薇》等。而“风”则大都来自民间。其反映了奴隶们对压迫的不满与反抗。如《伐檀》《硕鼠》等。其次“风”中还反映了当时奴隶的生活状况,如《魏风?十亩之间》等。同时“风”中还大胆描写了男女的婚姻爱情。且这类诗占去诗经的近一半。如《庸风?柏舟》等诗。
《诗经》最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来自生活,来自民间,更重要的是它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感情质朴,且首创比、兴、赋的诗歌创作手法。语言上也十分精炼生动。虽为四言居多,但又不为字数所限。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到《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的长短句的巧妙运用。再到《诗经》中句子的重叠章法和韵的运用,都对后世的文学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起于人类劳动始,再由文学的产生,由口传而到文传,再由乐的韵成,而至歌舞以传,而化之。
《诗经》虽是第一部缘自中原整理成册的文学上的诗歌总结,但其文学意义,却产生于未有文字之前的民众劳动文化生活的历史深处。
如同《易经》一样,不管你台港对此研究的再深入,其根源必定在中华大地。
那些否根蔑祖的人看清楚了,这难道有争议吗?
拓展:
诗经简介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诗同乐不能分。
成书过程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王官采诗说
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
公卿献诗说
当时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孔子删诗说
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体例分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表现手法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