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姥爷，你带我去放风筝好吗？”未满4岁的小外孙在我怀里撒娇，让我去陪他放风筝。

　　现在的孩子生活多幸福啊，吃的有阿根达斯，穿的有阿的达斯，玩的有托马斯(小火车)，节假日还可以和父母去嘉年华，好好地享受一番。再想想我的童年，不是饥饿受冻，就是挨打挨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喝了一杯浓浓的苦咖啡，真是苦不堪言。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时刚刚建国，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上人祸造成全国物资紧缺，平民百姓就连续一日三餐都成为了问题。因此，在我最初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如何填饱肚子是那时全国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杜甫的诗句“路有冻死骨”来形容。

　　为了解决人们的饥饿问题，一些效益好的单位会给职工发一些代食品。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抚顺发电厂在山区有自己的农场，定期为职工分发一些橡子（一种树的种子）和山梨渣（酒糟）等，再给每一户分发一个钢铁铸造的手摇小磨，利用此可以把橡子和山梨渣磨成面，再掺合到玉米面中做成窝头给家人吃。这种叫做三道面的窝头，口感又涩又苦又硬，让人难以下咽。

　　而对于我们家的六姊妹来说，即使三道面窝头也难以吃饱。清楚地记得，家中无人时，饥饿难耐的我常常去翻家中的米袋子，却常常发现是空的，只能从底到上翻过来从两个袋角处抠出几粒高梁米粒，放到嘴里生吃。

　　因此，我的母亲被饥饿吓怕了，她珍惜每一粒米。即使到了今天这个物资丰盛的年代，吃饭时哪怕有一个饭粒掉出，她也拾起来吃掉(年近九旬的她头脑里根本没有卫生这一概念)。真是经过挨饿的人方知珍惜，现在的孩子们是不会明白的。

　　饭都吃不饱，穿衣更成为问题。我们家全家八口人只靠父亲每月工资66元生活。平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穿上新衣，只能给老大老三买新衣，老二老四只能拣老大和老三的剩。因为老大老二穿过的衣服基本坏了，老三就穿不了。所以，老大老三自然是总穿新衣，而排行老二的我却只能拣剩。为此，我总是闷闷不乐。

　　记得当时最流行的穿法是吊脚裤露半截，双腿穿上尼龙袜，再配上一双小白鞋。如果谁能穿上这套服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相当的潮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我家生活困难，别说尼龙袜了，就连带补钉的布袜或线祙子也没穿过。冬天，只能贴身穿一条棉裤，里面没有衬裤，脚上穿的是四处漏风的破棉鞋。外出时，寒冷的北风从裤脚处往上灌，使得腰部以下的腿到脚都被冻得像冰棍一样。

　　童年的我，最盼望的就是春节了。因为一到过年，不仅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和大鱼大肉，还能穿上好看的新衣服。然而，小孩盼过年，大人却怕过年。一到了年关，大人们就要为孩子们准备新衣帽和年夜饭而发愁，不知道这笔钱从何而来？只能在平时从嘴上省下一点，留到春节时置办年货。

　　一到春节，家里老老少少里里外外一切都是焕然一新。即使是平时总拣大哥的“剩”的我此时也能穿上新衣。可是，为此我却没少挨打。因为在我们姊妹六人中，我是最淘气的一个。即使是穿上新衣的大年初一早上，我仍然不安分守己地在家里守岁，而是出外和同伴们去跑去跳，不管不顾地去上树，爬铁丝网，爬地沟。回到家后，早上刚刚穿上的新衣就变成了旧衣，不是沾满泥土就是被刮出口子。因此，春节剩下的时间我只能在母亲的棍棒下度过。

　　那时孩子们不像现在，每个孩子都有一大箱玩具，还可以看电视，玩电脑或手机游戏。当时的孩子都是自娱自乐。冬天在冰上坐狗拉的爬犁、抽陀螺，滑冰车，雪地里滑冰滑子，堆雪人打雪仗；夏天，女孩玩跳皮筋、踢健子，扔嘎啦卡，男孩子则玩弹玻璃球:扇三角（一种用烟盒叠成的三角形玩物）。但这些对我来说却是奢望，我只好和别的孩子疯跑胡闹。

　　儿时的我，很少得到母亲温柔的疼爱，相反，得到更多的是母亲严厉的打骂。一旦在外挨了同伴的打，回家后，还要挨母亲的打。这就是我们于家的家教。我的母亲整天忙着家务，家里的孩子又多，不是老五哭了，就是老六尿了，面对在外挨打的老大老二，心情烦躁的母亲只有打骂我们了。

　　“姥爷姥爷，风筝放完了，您再给我买一份肯德基吃吧。”外孙的话把我从久远的记忆里拉了回来，看着把苹果吃了一半就扔掉的外孙又想吃肯德基，我只好把剩下的苹果拣起来洗干净自己吃。如今的孩子是不会懂得他们祖辈们童年时生活的艰辛的。哎，亲爱的外孙，等你长大了，外公给你讲那段历史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