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八年多了。我常常想，父亲独居时的晚年，完全可以过得舒适一点，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苛求自己，过清苦的日子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六十四岁了，直到现在，我才慢慢地明白他老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儿时印象中，我父亲过日子十分节俭。衣服是很少添置的，穿去穿来总是那几件。让人眼热的，是一双老式系带的圆头皮鞋和一条裤脚打了扁的蓝色呢子裤，我懂事前就有，有些年头了。过去，家中偶尔有贵客光顾，说不定是撑面子买的，破费不小。从我记事时起，未见过这两件行头上过父亲的身。只是每年初夏除霉，翻晒箱子里的衣物时，才得以一见；平时是压箱底的。那个年代，寻常人家能有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多见的。

　　吃的，就更不用说了。不浪费是原则，残菜剩饭，是舍不得扔掉的。到了晚年，家中已无负担，父亲的这个节俭习惯，一直保持着。有时，为了给他改善伙食，打个牙祭什么的，去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尽管花费不大，任凭我们怎么劝说，他是坚决不去的。每次想让他享受一下美食的愿望，总是落空了。一想到父亲一辈子沒有到大酒店吃过一次象样的大餐，我心里很难过，总有说不出的滋味。

　　父亲抽烟喝酒，和许多干重体力活的码头工人一样，有这个过去并不认为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烟提精神，酒活筋骨；以前的人都这么看。若算是破费，也是极低的。烟是大公鸡牌的劣质廉价烟；酒是从小杂货铺的酒缸里舀出来的散装粮食酒。连同烟酒，他每个月有十五元的个人花销。按说，这个数目也不算紧，当初母亲大概是根据宽打窄用来定的；男人在外，钱包不空，碰到用钱的事，底气也足一点。因此，他每月从上交给母亲的工资中留下自己的零用钱，是雷打不动的。

　　父亲是甲级搬运工，月收入大约九十元，还算可观。加上母亲将近六十元的月薪，一百三十多元的收入，对八口之家来说，已高出城市月人平十元的基本生活很多了。这样宽松的生活条件，在计划经济年代，稍作安排，日子不难过，是怎么也扯不到不管家务事的父亲头上的。然而，无序的过日子，就不是这回事了。

　　生活中，常见大人给小孩买玩具、零食等。看见孩子们天真灿烂的笑容，大人见了，像喝了蜜水似的，心里可甜呢。可我父亲的脸上，从未洋溢过童趣给他带来的欢乐。因为他的零花钱，孩子们是一点也沾不上边的。因为他不忍兄妹困难，不愿推卸济贫的责任，所以，他不能不这样吝啬，他不能不省钱、不攒钱！

　　十五元钱对我父亲来说，是花不完的。我读小学会算术后，不知默默地算过多少回。然而，从我上小学开始，父亲从未给我买过一颗糖，或一支三分钱的冰棒。更不要说零用钱，他不给，我也不作指望，但心里免不了有时嘀咕：哪有这样不知疼爱孩子的父亲？好在我的母亲，不会让我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在学校门口买零食吃。所以，我手上的零花钱，几乎从未断过。

　　母亲的疼爱，我很快乐。可母亲沒有计划的过日子，总让我暗暗担心。老实说，她的持家能力，真不敢恭维。原本宽松的生活，不知怎么被她过成了操心的日子。这大概与她的大方过头和缺乏安排有关。我清楚地记得，先前过年时，孩子们从上到下，新衣新裤新鞋。可后来呢，逐渐打了折扣；最糟糕时，变成了一件新上衣，算是新年见了新，气象差多了。尽管爱面子的母亲不愿意这样，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这个时候，我多么希望父亲能把他的私房钱拿出来，周转数日，缓解燃眉之急啊！但他从不理睬。

　　记得年关时，偶尔捉肘见襟的母亲，很想过一个体面的春节，往往为打年货的钱尚有缺口，一时犯难。这时，对开口向他借钱的母亲，父亲从不松口，钱包捂得好紧！哪怕是年货还未购齐；哪怕是宽限数日还钱。父亲的冷相令我吃惊。他知道我母亲的能耐，总会有办法在外面筹措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对无动于衷的父亲，更有意见了。不管怎么说，总不应该袖手旁观吧！

　　其实，我父亲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之所以不愿通融，因他节省的钱，是有专门的用处的。他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零花钱和粮票，几乎全部帮助了黄陂乡下的姑妈、伯伯、叔叔家。那些年，大约半年，表姐会从乡下来我家来一次。热情的母亲何多何少会给一点东西让表姐带走。背地里，我父亲也会塞点钱表姐的衣袋里，贴补家用。这个情况，开始并沒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谁也不会往这方面想，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事。姑妈家孩子多，困难大一些，接济一下是应该的。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乡下闹饥荒，表姐往返黄陂和汉口之间的次数明显多了，常常径直去了父亲的单位。现在回想起来，表姐每次来，想必是乡下的姑妈家发生了饥荒，她告急来了。

　　这件事，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的舅舅和家里远一点的亲戚朋友，有和我父亲在一个单位上班的。老看到乡下来汉口的亲戚不上门，无意中说出来，我们才知道的。有时，表姐并沒有向我家求助，母亲不过问也可以，但她怕不知情由的亲戚、邻居议论她不懂人情事故，后来才追问父亲的。母亲的意思是不必躲避，并嘱咐父亲过早不能太省。父亲也不吱声，他心里牵挂的是乡下的妹妹，这么一大家子人，怎样才能度过难关。那年头，都不容易，家中已伸出了援手，他只能从自己的牙缝里，一点一点地往外抠。

　　多年以后，表姐表哥每提起这件事，念及我父亲帮他们度苦日子的岁月，淆然泪下，唏嘘不已。由此看来，父亲从自已的零用钱中，省出来的一点微簿积蓄，平时，在乡下的伯伯、叔叔、姑妈困难时，支援一点，略表心意；在自然灾害造成的荒年，他系紧自己的腰带，倾囊帮助了最艰难的姑妈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祖母离世，张罗后事的所有费用，居然是父亲用自己苦攒的体己钱承担的。当时，听人议论，最大的堂哥，几分钱的过河摆渡费，也是找父亲报的帐。可见乡下的日子多难。乡下规矩多，破费肯定不小。四个伯伯、叔叔只出力，父亲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个沒有按传统的老规矩办。难怪后来有很长时间，他自己卷老烟叶子烟抽，酒也很少喝了。他的私蓄被掏空了，说不定他还扯了债，要想方设法省钱。

　　我父亲是十几岁从黄陂老家到汉口的，他的兄妹都在乡下。他沒有忘记他们，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尽量帮助他们。为了兄妹之间的血脉之情，他不能不忍受着儿女们对他的责怪和埋怨；他不能不把热爱孩子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他不能不忍受着孩子们对他冷淡的态度；他不能不忍受着一家人对他的屈解。多年如一日，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压力，才熬过来的呀！

　　一九八一年，我母亲得了一场大病，父亲开始当家了。乡下亲戚的日了也都过好了，父亲再也不用为他们操心了。尽管这样，持家过日子的父亲仍很勤俭。在保证我母亲每天一个鸡蛋的前提下过紧日子。至于肉鱼，那是在母亲的催促下，捱不过去了才买的。他自己依旧很节省。溢出杯中的酒，他会把桌子舔干；腊肉皮子，他会煮烂后切成小皮丁，食之。就这样，从不太宽裕的退休费中，积攒了一点钱。

　　我还记得，弟弟结婚时，父亲把所有的积蓄全用光了。这之前，我们兄妹结婚成家，也或多或少得到了家中的帮助。

　　一九九三年，母亲逝世。办理了后事，父亲手上的存款，所剩无几。从这时起，他的生活更艰苦了，一个人的日子沒有顾忌，凑合过。早上在家煮点面条什么的过早；中午在公园里休闲，常常是一个烧饼充饥；晚饭自己做，好不到哪里去。有时中午想吃饭，常常跑远路，找个有便宜盒饭的地方。我们带去的好菜，他会吃很长时间，舍不得一下吃完。给他买菜的钱，他从未用在菜场，而是存进了银行。若是被我们碰上了，问他为何不专款专用，他也会找理由搪塞。我们除了劝他老人家想开一点，也沒有改变他几十年生活习惯的更好办法。

　　二〇〇八年，父亲安祥地走了。料理后事都是他自己的钱。余下的存折上还剩一万四千元。这之前，弟弟买了一辆四万元的面包车，维持生计。这车有一半的钱是父亲给的。看着父亲留下的存拆，我心里难受极了。原本可以过得舒适一些，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薄呢？我不止一次地追寻父亲的生活轨迹，试图找到真正的原因。

　　儿时过年时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又浮现出来。过年吃团年饭时，父亲总会把他当年的痛苦生活说一遍。什么阴历年关，下大雪的冬天，十几岁赤着脚从黄陂走回汉口，如何如何辛酸。他一边喝着热水烫过的老酒，一边痛诉旧社会的苦难，年年如此，从不变更，尽管他知道我们都听熟了。这时，母亲看着孩子们不太愿意听的神情，会适时地拦住父亲的话题，埋怨父亲不该让孩子们陷于凄凉之中，搅了欢乐的气氛。其实，父亲的唠叨不是过年期间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而是美好的日子，勾起了他对旧社会悲惨岁月的记忆，告诫我们要珍惜幸福的生活，同时也提醒他自己不要忘本。从这一点看，父亲一辈子乐意过俭朴的日子，就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了。

　　父亲走了，他勤俭过日子，默默地帮助自已的兄妹及儿女的美好传统留下了，值得我好好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