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窗外，鞭炮声依然此起彼伏，今夜注定不会平静，这不仅仅因为是除夕。原本，我并没有多少心思。可最终还是因为那档子节目，点过我沉睡的湖心，瞬息，那一点一滴像荡开的波纹，渐次散开。

　　你信吗？

　　人的记忆是那么不堪一击，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处景物、一片言语、或是像今夜，一个节目，或是更简单的物件，会让你内心涟漪泛起。一切有关联的记忆片段，断断续续，便由模糊逐渐清晰起来。

　　姥姥，触及我灵魂深处的字眼，完全可与母亲等同。我生命里厚重的人。此刻，那个长发高高盘起，用发髻系于脑后，裹着小脚，身材匀称娇小，但却属于美女级别的女人，已经在我脑子里渐渐欢喜。她清秀白皙的脸，单眼皮下一汪深水，小巧的鼻子与薄薄的唇完全相得益彰。那一脸淡然从容，是如此可人。

　　我记事时，姥姥不过四十几岁。常常是白底蓝色碎花粗布上衣，本色盘扣很是精巧别致，一条褪色的蓝色裤子，宽宽的裤腿，被黑色的，长长的绑带缠绕在腿上。那双小脚，应该是“脚跺”才对，黑色鞋子，白色粗布袜子，显得更加分明。整个人纯朴、娇小却很干练。虽然经岁月雕琢，脸上轻轻浅浅平添了些许皱纹，但却风韵犹存。

　　孩提时候，我常常嘲笑姥姥，笑她的脚。可现在想来，那是怎样的一番残酷。硬是把脚趾折回，用白布使劲儿裹紧，直到骨骼变形，长平了脚心，形成高高的弓背。走路便开始摇摇晃晃，所谓的“三寸金莲”也就造了出来。混蛋的制度造就着那个年代所有妇女的人生。然而姥姥，却不以为然，倒是笑话我脚丫子大，才十来岁就已经比她的脚大出许多，长大后，嫁不出去。还说，让我安生些，少跑路，不然脚会越来越大；还说，脚丫子比脸都重要，脚小才能找到好婆家；还说……看着自己的脚，我忽地笑了，笑这双终究没有被姥姥吓住的脚。然而，我的笑却很机械，并瞬间消失，随之而来是隐隐的痛。

　　姥姥的性格比起她的外在，更让人喜欢。温柔娴熟，秀外慧中大概适合描述。这或许，就是我那位脾气臭的无法形容的姥爷，大老远，步履艰辛数次进山的真正原因。因为那个年代，几乎不谈什么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可定终生。

　　我常常认为姥爷真是不知上辈子积了多少德，怎么能在深山里逮住如此秀丽的女子。如果不是那个年月穷得一贫如洗；如果不是姥爷为了生计，常年去那个地方挑煤担炭；如果不是姥爷有做芝麻饧的手艺：如果不是姥爷满身江湖义气，“收买”了我那位脾气一样又臭又硬的老舅。以至于后来我在姥姥家的日子，姥爷一提起当年找对象便眉飞色舞，满脸堆笑，直到他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向鼻部集中，整个脸都感觉很拥挤。

　　只要提及姥姥姥爷，塞满我心里的，还是满满的爱。小时候，期盼着去小住。说是小住，却是俩仨月都赖着不走。即便母亲好话说尽，或是她神怒之下想要拳头相加，再或是母亲央求姥姥，让我随她回去，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只会躲在窑洞里的洞里不肯出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作罢，提着篓子洋洋离去。我便畏畏缩缩跟在姥姥身后，一手拽着姥姥的衣角，一手用袖口擦着眼泪和鼻涕，走出很远，直到看着母亲孤独的背影消失在那弯弯曲曲的小路尽头，姥姥才转身，掏出一个方方的手帕，不停地擦着眼角的泪。此刻，我忽然想到龙应台的《目送》。所谓的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她的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然而，那时的我，何尝能看懂这些。反而在母亲离开后，感觉天空仿佛更蔚蓝一般，欢喜表露的是那么直白。姥姥却说：怎不跟你妈走，姥姥家有什么好。

　　的确，姥姥家没什么好，两眼半窑洞，一眼舅舅住着，那半拉子窑洞，里面放了许多杂草，及箩头、挑筐、舌刀（切草用的刀）等几件务农的工具，角落处一些破锅烂砂盆，之外没别的。姥姥的窑洞在院子的最西边，窑洞很深，而且里边还有一个洞，漆黑一片，两边全是瓮，那时听大人叫七担瓮，里面放的全是粮食。姥姥说陶制的瓮储存粮食最好，不生虫子。瓮的上面是一排排瓦钵（陶制的容器），虽然只是洞中洞，平日来人，也不会瞭到这些，但还是被姥姥擦得透着亮。

　　窑洞的最深处，齐刷刷三挂长着脚的石仓，上面的木箱子是姥姥当时的嫁妆，一把长方形铜锁很虎气，钥匙红头绳系着，姥姥随身携带，就连姥爷都没有那把锁的钥匙。窑洞一侧放着织布机。一侧放着两个凳子，一张红褐色带抽屉桌子，再往出走是灶台，连着土炕。窑洞的墙面并没有刷白，灶台上面已经被烟火熏得发黑，唯一靓丽的是墙上粘贴的各种年画，色彩鲜艳，给家添着喜气。

　　一到冬天，姥爷就外出打工，饧坊一住至少三四个月。当然，期间也会回家一两次，黄色的帆布包里会有两包东西，那是姥爷东家送的芝麻饧(一种外边全是芝麻的食品)和饧圪蛋，报纸包的严丝合缝，纸绳捆绑着。每每看到这些，我的眼都会很亮很亮。姥姥抽出一根塞给我，然后放在那半眼窑洞的盆里。晚上的时候，姥爷才会从大棉袄里掏出一沓子钱，皱巴巴的，大多一块两块，零星的几个五块。然后很认真地数一遍交给姥姥，姥姥用一块破旧的布把钱包好，放在那个木箱子最底下，咔嚓一锁，钥匙随手又拴在裤腰带上。

　　冬天也是我待得最久的季节。姥姥家的土炕很大，足足可睡六七人。临窗的位置，是那架古老而被打磨的甚是光滑的纺车。冬天的夜，外面呼呼的风声，夹杂木格子窗棂的“吱吱”声，不时地钻入耳朵。窗台上，那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跳着，光忽明忽暗。我小心翼翼地缩着头，心扑通扑通。然而姥姥，好像这一切与她无关，盘着腿，摇着她的纺车。我向姥姥挪过去，只要挨着她，便感觉不再害怕。姥姥听见响动，扭头，一脸温和：睡不着？我使劲儿点头，深怕她看不见我的意图。那就起来坐坐。我像是拿到圣旨一样，一骨碌爬起来。穿上那厚厚的棉袄，姥姥用被子把我围起来，我就这样坐在她的身旁，从篮子里拿过棉絮，一边捻着，一边看姥姥。她右手不停地摇着纺车，左手抽着棉线，周而复始，一圈一圈……我的耳边，便只有纺车转动的“嗡嗡声”。

　　那台脚踏式织布机，看上去老弱病残，饱经风霜，静静地卧在那里，仿佛浑身都充满疲惫。然而，却一年又一年伺候着一大家子。整个冬天，它都在姥姥的“手舞足蹈”下不停地发着“咔嚓咔嚓”的声音。随着踏板上下跳动，姥姥手上的梭子和棉线不停地来回飞舞，那黑白相间的布便缓缓生出。姥姥在那布匹上瞅过来瞅过去，时不时再摸一摸，那专注的神情仿佛面对孩子般亲昵。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床单、被单、穿着布料都是姥姥亲自做的，尽管那些粗布有些笨，也不光滑，却很暖。

　　姥姥不仅为孩子操劳，还有孙子外甥。特别是我，更是粘人。没让她少受累，我喜欢姥姥做的小棉袄，要比母亲做的更加漂亮，特别是那小盘扣。我记事时，已经始兴纽扣，各种色样的，两孔，四孔的多些。可我的棉袄，必是盘扣。

　　记得有一年冬天，临近过年，姥姥拿出了新棉袄让我试穿，桃红色斜纹碎花，就连袖口都已经另外缝制了薄薄的一圈旧的棉布，我的每件棉袄姥姥都要套个袖口，她说我改不了臭毛病，一抬手就用袖口擦鼻涕。棉袄正合身，却没有纽扣，我叫喊着，姥姥拿出新买的黑色纽扣，我便扭在一边，噘了嘴，不停抽泣，姥姥一下子懵了：这咋好好的就哭起来呢？瞬间她便恍然大悟：不哭不哭，姥姥给你做盘扣，我一下子破涕为笑。

　　姥姥拿出布块，剪成又细又长的布条，然后把捻好的棉线夹在布条中间，裹紧，用绣花针缝好，然后开始做扣花，扣门，扣结，我既然想不起她做的程序。只知道姥姥会做各色各样的盘扣，而我，最喜欢她做的梅花型盘扣。所以孩提时候，我的棉袄都是缀着盘扣的。

　　姥姥就这么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后来，她的眼睛看不清了，离世时，已经完全失明。长大后，才知道她得了白内障。

　　其实，姥姥的家，我住过很久，断断续续。那些时光是我孩提时候，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除了那个驴脾气的姥爷，会在我不听话的时候瞪瞪眼，敲敲烟袋，骂几句外，没别的。在我看，他也就是纸老虎，看上去凶巴巴，心里还是怪疼惜我。那年，我都上卫校了，过年专门做了羊肉馅儿，而且不准任何人吃，一直等我回家。

　　在我心里，一直把姥姥家当做家，来来回回十几年，直到九零年姥姥去世。那些年，我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和姥姥的相聚离别，就像姥姥送别母亲，一样的情形，一样弯曲的小路，一样的我在这头，姥姥在那头……

　　我知道今天的这点文字犹如大海里的一滴水，与我，或是永远都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份沉甸甸的爱。

　　岁月无情，韶华易逝。而今，我已年近半百，明白生老病死，花开花谢是人生自然规律。可每到过年，依然会在记忆的心田里翻滚，去触摸有姥姥的温度，去重温旧时光，去怀念那些纯真。即便这样，也少了刚失去时的撕心裂肺，这或许是岁月的沉淀，或是姥姥走得太久。

　　窗外，鞭炮声已是有一声没一声，我收拾好心情，把曾经所有的爱安放于流年的皱褶里。愿春暖花开时，岁月静好，安然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