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期，我刚调到长桥乡担任党委书记，便遇到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几个村干部来反映，说村民黄绍文不交公粮。

　　“我们得去看看。”当时公粮虽然改称为定购，但仍然是国家计划任务。农民不交公粮，此风不可长。

　　“谁说我不交公粮？我的公粮任务早就完成了，全部甲级，还超额完成三公斤。”我们刚刚说明了来意，黄绍文就振振有词地嚷道。

　　我恼怒地看着几位村干部。

　　支部书记只好解释说：“粮食他交了，码单没有交。”

　　我问：“是吗？”

　　黄绍文点了点头，但说：“黄副乡长来，我才交。”

　　支部书记又介绍说：“有一次，黄副乡长来他们生产队开会，答应了在他们家吃饭的。队长不知道，安排到另外一家吃饭去了。不过，以前安排上面的干部去他家吃饭，他总是推三阻四的。”

　　我心中好笑，问：“就这事？”

　　黄绍文道：“对，就这事。可是猪尿泡打人，不痛人，胀人！”

　　我恍然大悟，便笑着说：“老黄啊，今天我们都在你家吃饭，什么也不要说了，码单给我。回头我再批评黄副乡长，他不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啊。”

　　村干部一头雾水，楞了。

　　“以前农民怕给他们家安排派饭，那是因为穷。改革开放后，粮食过了关，农民还需要人格尊严嘛。老黄，是不是这样？”我说。

　　黄绍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码单交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