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庐在杭州城西大约七十五公里的位置，古来便有“杭州的后花园”之誉。作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江南古城，桐庐之中颇有景致，锦峰秀岭，飞瀑流泉，皆可以“大美”称之。行走其间，闻蝉噪、鸟语、虫鸣、花香，兼得山水之乐与田园之趣。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桐庐，多半是因为瑶琳仙境和富春江。而我最早听说桐庐则是因为读了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咏》。“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一连十首这样的诗，如海浪般汹涌袭来，让人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便被击溃了。虽然范所吟咏的桐庐与如今的桐庐在地理上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它的向往——仿佛不到彼处一游，这一生就白活了。人们常常因为一个个执念的支撑，才实现了许多看似难以实现的理想。而我也因为放不下少时的渴盼来到了桐庐。

　　既到桐庐，自然不得不说桐庐的山和水。“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古人的诗句，耳上听来总觉虚，惟有亲身到过、体验过，方知此处风景原比古人所描绘的还要生动。白云源，通天河，桐君山，富春江……就算不提前人留下的诗作和题词，光是那一程山，一程水，都已够我们说上几日几夜的。“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山在静默里相望，江水如柔软绸带缓缓飘远，鱼在水中悠游，则有种万物不萦于心的感觉。那一刻我便想，若是有机缘做这富春江中的一尾青鲫或红鲤，倒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一折青山一扇屏，一弯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山寻。”如果说诗情画意是桐庐风光的底蕴，那么潇洒便是它骨子里的神韵。

　　桐庐的山是潇洒的，水是潇洒的，人也是潇洒的。如果非得找几个代表，首推桐君山上的桐君老人。这个人相传是黄帝的臣子，后人虽将他奉为“中药鼻祖”，却不知其姓甚名谁。唯一知道的是，自从他来到了桐君山以后，便在此结庐炼丹，悬壶济世，且从不收病人的诊金，观其形状，颇有些“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意趣。想来，这位不知名姓的桐君也是个洒脱之人，不想为声名所累。他帮老百姓治好了病，老百姓说你就算不求回报，好歹告诉我们一个名字啊，方便称呼。他指了指山道旁边的一棵古桐树说，那便以此为姓吧。于是，“桐君老人”的名字就此传开了。放得下才能行得远，这是桐君老人的潇洒，也是人生的真正况味。

　　东汉初年，那个敢把腿搁在皇帝肚子上睡觉的严子陵也来到了这里——他是为了躲避做官而来的。面对老同学一次又一次的邀约，他不胜其烦：“你自做你的皇帝，我还是回乡下钓鱼去的比较好。”说完这话，便携妻归隐于富春江畔，耕田垂钓，终老林泉。“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严子陵当然也是潇洒的。

　　后来，此处又来了个姓苏名轼号东坡的人。那一年，三十六岁的苏轼因为得罪了主张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被贬到杭州做一个通判。仕途不顺本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然而他却说“得郡江南差可喜”，尤其一行桐庐之后，他的心境愈发达观：“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景清美。岂惟浊世隐狂奴，时平亦出佳公子。”有了这一片秀丽山水，贬官又算得了什么呢？

　　若论潇洒，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其人“长词短曲，落笔即成，人皆师尊之，尤能作画。”虽然关于他的祖籍何处至今说法不一，但谁也不否认，他曾归隐于此，艺成于此，他那幅被后世称之为“中国古代山水画巅峰之作”的《富春山居图》便是以富春山水为蓝本创作而成的，不过这富春山具体指富阳还是桐庐我就不得而知了。黄公望的为人也很洒脱，与他同时代的郑元■在《侨吴集》写道：“姬虞山，黄大痴，鹑衣垢面白发垂。”不过，或许正是因为他痴于作画，才能创作出让人觉得“直性命殉之”的画作吧。

　　登临山水，想起这些或轻狂散漫、或傲骨铮铮的人物，想起他们的潇洒个性，没来由地自脑海浮现了宋人朱敦儒的《鹧鸪天·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云券，累上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朱敦儒本也是潇洒的，可惜后来晚节不保，依附了秦桧，以至于被人嘲笑说：“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与之相比，桐庐的潇洒方为真正的潇洒。“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哪碍野云飞。”千年以后，住在这里的人仍是潇洒的吧。山是旧时的山，水是旧时的水，人则有旧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