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买辆新自行车。我这辆车老旧了，上下班凑合着用。买新车谈何容易？要有自行车票才行。时当1981年，改革开放初，供应还不充裕。我曾改乘公交车。本市公交多，但上下班高峰时乘客也多。为免除早晚排队、等车、换乘之苦，我只好还骑我的旧车。

　　忽闻市里分给我单位两张自行车票。于是众目睽睽了，窃议纷纷了：渴望，但不知票落谁手。我资历浅，新调入，又年轻，自认与车票无缘，就不关心此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一票给了一位年长者；那常跑外勤的，分得另一票。大伙觉得还公平，也就微澜平复，密云消散了。人们依旧守岗尽职，我也依旧旧车上班。

　　一天晚上，门口守公用电话的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恭问哪位。“猜猜我是谁？”对方是本地口音，但我说了几个名字都不对。“16年前，咱俩同桌。想起来了吧，好朋友？”“孙敬明！”我喊了起来，“你现在在哪儿？”“在怀远里的老宅。前天刚从日本回来，想去看你呀！”简约交谈、定好相聚的时间后，就挂了电话。我的心绪恰似余烬遇干柴，烈焰夹着火星，腾腾蹿起，照亮了我们俩童年的友情时光。

　　小学三年级时，他跟我同桌。那时作业少，在校就能写完。孙敬明总是早早完成作业，跑到操场玩。不久就被班主任老师撞见，带回教室，查看他的作业。他确实都写完了，而且没有半点错。老师问我，是他自己写的？我点头说是。老师知道我们俩相好，又问“真的？”这一问，我觉委屈，就拿我的红领巾作保证，没撒谎。后来，一些同学就拿他的本子对正自己的作业。他贪玩不大念书，可考试总不出前六名。每逢寒暑假，就凑在我家弄收音机玩。辛苦地装毕收音机，调好，提心吊胆地等结果。待机子里《东方红》歌声一响，那成功的欢乐和幸福之感，至今如在眼前。不久，他搬家了。再后来，他特意跑来告我：爸要送他到日本他舅舅那去，不知什么时后才能回来。我们俩都很难过。我把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画送他，纪念我们“东方红”似的童年时代。两天后，我送孙敬明到车站，正是1972年冬。

　　聚会的那天晚上，我到街口把孙敬明接回家。他把带来的礼物送我：一套日本茶具 ，很漂亮。晚饭后叙旧，才知道他到日本读书到大学毕业 ，进入一家日企已经三年。夜深了，我留他住宿，彻夜谈。他答应回日本前还来看我。

　　孙敬明来道别时，我送他景泰蓝瓶，是特意给他买的。他说，这里有些东西不好买，缺什么就说话。他在日本能办的，一定尽力。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旧自行车。稍许犹豫，还是说了：可否帮我买辆车？无需名牌，一般的就行。车钱可汇去。他略微沉吟，道，咱俩不说钱。车，能办，就是得等些日子。

　　一个月过去，托孙敬明买的日本车没来。又过了两个月，依然渺无音信。我想，孙敬明最守信。没买车，一定是他或他舅舅家有突发事故。我不该冒然托他买车。一天，我正在班上，办公室的叫我，快，电话，海关的。对方让我带上必要的证件，到海关提车。啊，我的日本自行车终于到了！我正高兴，对方又道，多来个人，是汽车。我一听就蒙了。后悔死了：我当时只说买车，怎么就没说清是买自行车？孙敬明工作不久，积蓄不多。为给我买车，可苦了他了！来的是汽车，怎么办？冷静之后，我找局长说了此事，且愿把汽车交给局里。局长听罢笑了，道，我也养不起它。这样吧，我替你上交市里，算你捐给国家的财产。再发自行车票，哪怕就一张，也一定给你。

　　后来，局长果然分给我一张自行车票。我骑着买来的新车上下班，直到退休。儿子上班后骑的却是摩托车。没几年，他又买了汽车。我早晨遛弯儿，大路上的汽车长阵正壮阔前行，恰如流水，冲走了当年我在其中的自行车流，而且前不见头，后不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