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那栋房子里的疯女人死了，大家奔走相告。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为我们这些饱受侵扰的近邻们，也为她那心力交瘁的丈夫，更为她自己。因为她活着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疯女人是二十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刚来的时候并不疯。挎着一个土布包袱，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高高瘦瘦的，长得还算清秀。说是工艺美术厂厂长家的远房亲戚，刚死了丈夫，婆家的嫌她不生儿子还，把她赶了出来，娘家也不肯收留她，便千里迢迢从湖南跑到江西来投奔在乡下人眼里是当了大官的表舅。那时候一个破厂的厂长能有多大能耐，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又家有悍妻，不可能把她娘儿俩收留在家里。可就这么打发回去，一是不忍心，最主要的还是怕在老家那里跌面子，毕竟平时他给他们的感觉是无所不能的。没办法，总得先让她们安定下来。那时厂里的住房也很紧，四五个青工挤一间房，哪里还安插得下这母女俩。

　　小刘也是厂里的工人，但一个人住着一套两间房的前后套间，还外带厨房，这房本来是分给他父母的，后来父母去世后就他一个人住了。厂长派了八面玲珑的办公室主任来跟小刘商量让出一间给那母女俩住。小刘开始当然不肯，他都三十好几了，说不定哪天找了对象就得用这房结婚呢。可他是一直被拿捏惯了的软蛋，想硬也硬不了多久，在人家的连唬带骗下，空出了前间给那母女俩住。

　　小刘平时在厂里吃食堂，洗澡也在公共澡堂，下班后喜欢跟同事打打小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会回到自己家里。那女人被安排到厂里做临时工，一下班就回到房子里，弄饭洗衣带孩子，俨然她才是这房子的主人。小刘每天很晚回家要经过她住的前间到自己住的后间去，常常把她娘儿俩吵醒。一开始她还不敢说什么，久了就有怨言了，有时骂得小刘大气都不敢出。慢慢的，小刘回来得更早了，一般是赶在母女俩入睡之前进入到自己房里。再后来，小刘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少了，常常跟着母女俩吃点，洗澡后的衣服丢在家里也自然有人帮他洗好晾干。

　　有好心人提醒小刘别昏了头，被那寡妇算计了，早点把她们赶走，然后娶一房媳妇回来好好过日子。小刘也答应得好好的，可就是不付之于行动，别人也给介绍了几个女子，可人家都看不上他，有嫌他穷的， 更多的是认为他太老实。在当今这个社会，老实说好听点是本分，说不好听点就是无能，一个无能的男人谁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他呢。小刘也就这样过了下来，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那寡妇的肚子大了起来，小刘也就匆匆地和她到民政局拿了一张证回来，就正式的成了一家人。

　　那女人和小刘结婚后，人们越来越发现她可不是省油的灯，小刘的工资被她管得紧紧的，买包烟都得征得她同意。她挺着个大肚子开了不少荒地种上菜，为了菜土还经常与人发生纠纷，今天说那块地是她先开挖的，明天又说别人的菜地占了她的地坑。小刘一休息不是被派去浇菜就是去砍柴火。原来邻居常常喜欢叫他一起玩玩牌，现在没有他媳妇的允许小刘可不敢随便去了。于是，大家也逐渐对小刘冷落起来，看他女人的眼光里更是多了一份鄙夷。

　　几个月后，那女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小刘欣喜若狂，逢人就报喜，但大家的反应都淡淡的，也没人进他家去看看那小孩。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相互请着吃个饭什么的，但从来没有谁会想到要请小刘。有一天，那女人做了一桌菜要小刘去请邻居来吃饭，小刘去了，最终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从此，那女人看大家的眼光就变得恶毒了，整天价一副借了她的米还了她的糠的脸色。大家自然也懒得理她。

　　小刘一家就么过着独来独往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市政府的人寻到了他家。原来他的一个在美国发了财的舅舅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他，他是他舅舅留在中国大陆唯一的亲人了。政府的人很重视，这是一条大鱼呀，他们还指望着这美国老板能捐点钱或投个资帮政府解决点难题呢。于是给小刘换了三室一厅楼房，给他老婆解决了户口和正式工作，还给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的虚职，时不时地用小车接去开会住宾馆，挣足了面子。邻里同事也对他刮目相看，甚至还有人会和他的女人一起上街了。

　　最终，美国大老板没有给政府解决任何问题，只是给小刘留下了在当时来讲很不菲的一笔钱就飞回美国了。为了感谢市政府对他的关照，小刘拿出了其中一部分捐给了政府作为救灾扶贫基金。之后，再也没有小车来接过小刘去开会什么的，政协委员的身份也不了了之。人们对小刘一家的态度又回到了从前。

　　小刘的女人发疯是因为她儿子的离去。虽然舅舅给了小刘一笔不少的钱，可被捐了一笔给政府，剩下的存在银行贬值，留着以后做大事的时候用，不敢随便取出来。日常的开支还得靠两人不辞辛苦地挣。那时候，厂子已经倒闭，他们还没下岗，挂在那里，因为办了下岗就得拿一笔补偿金，政府是拿不出的，只得留职停薪。小刘这时候也变成了老刘了，但比年轻时还更卖苦力。种菜打柴就不说，还得想方设法去挣钱，挖冬笋、采香菇、摘杨梅……根据季节的不同，到山里寻找不同的赚钱的活。

　　后来，边上有人开起了竹凉席厂，他们就把材料领回来穿席子，穿一床十几块钱，老刘的女人手脚很麻利，夜以继日地穿，一天可穿两床，老刘手脚慢点也能穿一床。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大的读中学，小的读小学。常常放学回到家里还是冷锅冷灶，父母都忙着穿席子呢，于是也就随便装点剩饭就着冷菜吃了去上学。

　　一天，老师打来电话，说他儿子肚子痛，要家长带孩子到医院去看看。老刘的女人说，孩子肚子痛是常见病，肯定是吃了冷饭冷菜的原因，弄个土方子吃吃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钱财到医院去，去一趟医院几天的席子就白穿了。于是，老刘就去学校把孩子接了回来，让他吃了两片去痛片，喝了一碗胡椒茶，过了一会儿，儿子感觉肚子没那么痛了，还吃了两碗饭。老刘夫妻也就放心地让他睡下，自己有开始争分夺秒地穿席子了。

　　到晚饭熟了的时候去叫儿子吃饭，发现儿子浑身虚汗，满脸通红。才感觉儿子的病不同寻常，就赶紧送医院，可是已经晚了。

　　儿子死了，老刘哭得死去活来，他那女人却一滴眼泪也不掉，抬走的时候，还不停地在后面撒米撒茶叶，大声叫着早去早超生，不要回来祸害家里人。看到的人都摇头，觉得这女人心肠太狠，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一点感情。

　　从那以后，爱钱如命的老刘的女人就不再穿席子了，坐在家门口，见谁骂谁，穿红着绿的，疯疯癫癫。女儿高中毕业后没考到大学，想去读电视广告里说的一所民办大学，老刘就从他舅舅给他的钱里取出一笔让她去报名，被女人知道了，对父女俩又打又骂，还说自己的女儿不要脸勾搭上了继父，骗继父的钱。女儿哭哭滴滴地去读书了，几年都没回来，学费都是老刘汇过去的。大学毕业那年，女儿终于回来了，带回了一个男人，说是已经结婚了，老刘包了一个一千块的红包说是表示一点心意，疯女人知道了又是大吵大闹，用扫把把那小夫妻俩赶走了。直到她死后，女儿才回来看了她一面。

　　那疯女人疯得越来越厉害，经常半夜里又哭又叫，不管看到谁都要大声咒骂，闹得邻里没法生活。跟老刘交涉，要老刘把她送往精神病院，老刘狠了狠心，把最后的一些存款取出来送老婆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可一星期五千块的治疗费用马上就把老刘的存款用空，只得又把女人从精神病院接了回来。刚回来的时候，那女人的病情似乎有些好转，只是痴痴呆呆地一个人发笑或哭，不太惹别人，可过不多久又开始吵闹了。这个时候，老刘只能给她灌镇静药。药力散了，她又闹得不可开交，吃饭时把饭菜倒在床上，屎尿都拉在身上。老刘每天都在不停地换被子洗衣服。人们开始同情起老刘了，劝他把这女人送走吧，让她在外面自生自灭，或者让她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承担些责任，每当这时候，老刘只是叹口气说：“每个人的命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望着老刘那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满头白发和满脸皱纹，大家也只得摇头不语了。

　　女人死后，她的女儿从省城回来，把尸体送去火化后就匆匆离去，没有人看到她流下一滴泪。倒是老刘哭得很伤心，十几天过后精神还是萎靡不振。有好事者对他说：“老刘啊，那疯子死了，对你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呀，何至如此痛苦呢？”老刘的眼泪又出来了，抽抽搭搭地说：“我知道你们讨厌我老婆，其实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总是把鸡蛋省给我吃，自己连汤都舍不得喝。是她给了我一个家，让我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只有她才关心我每天是不是吃饱了，穿暖了。虽然她病了，但是我知道她的心里还有我，照顾她是我心甘情愿的。现在，她走了，我一个人好孤单，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没有人需要我，挣了钱也没人用。”

　　老刘说完，听者都无语。我想：每一个看似卑微的生命，既然在这个世界存在就应该有其存在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