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务农的日子里。每当坐在田埂上休息，望着北方深秋的蓝天上飞过南归的雁群时，总让人想起鸿雁传书，或是苏武牧羊或是孟姜女。因为，那一刻自己的心似乎也拴上了大雁的翅膀，不停地往南飞。

　　往南，就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故乡。

　　几十年后，犹如南归的一群群大雁，上海知青们赶前赶后地回到了家。然而，每个雁群里总有一、二只孤雁，没有或无法赶上南归的雁群。

　　我认识的上海女知青承玉芳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3年前，我应邀去延边撰写反映边疆开发开放的《边城盛放金达莱》。有人告诉我：单是珲春，现在还留下近50名上海知青。临离开时，我们请这些“老乡”聚餐。最后来了近30名。有些路远的没有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来回需要花几十元的车费。我们懊悔事先没有考虑到。

　　老乡见老乡，真的是两眼泪汪汪。大家聚一起，你争我夺地说着40多年前的往事：刚来时不认识保暖的兀拉草，从鞋子里掏出来扔掉了，冻得双脚麻木，这才晓得塞北严寒远不是江南和风细雨；第一次大雪天上山砍柴，爬上去挺欢，下来接二连三摔跟头，只能坐在雪堆里哭，这才晓得，走雪天山路并不像溜达南京路那般舒服！

　　席间，我见瘦小的承玉芳始终不笑，便向身旁的永根打听，永根告诉说:“承玉芳生活很困难。”

　　我想知道详情，永根拉我到窗口前，细细地告诉我：承玉芳在乡粮库下岗，好长时间没有收入，现在退休了，有千把块钱。但她嫁了个丈夫是农民。那时大道理是提倡“破除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与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其实俩人还是很有感情的。但好景不长，十年前丈夫骑自行车摔倒骨折，换了假的股骨头；后来又得了脑血栓、中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医药费，都是借的债。

　　我问：她有孩子吗？

　　永根说：大儿子20年前去了上海；小儿子在身边。可小儿子老实，没文化没技能，只能打零工干苦力。儿媳妇熬不了这种苦日子，扔下孩子走了。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五十好几的她，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丈夫瘫痪卧床，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晚上数次翻身，都由她负责，他离不开她。前几年听说上海对知青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她几次对丈夫说，要回上海去办理户口问题，最多半个月就能够回来，可是丈夫根本不听，以为是不要他了，哭着闹着不吃不喝、拒绝打针吃药。

　　于是，她也就一直没机会把户口迁到上海去。

　　她每天早上3点钟就得起来，做饭烧水，养猪喂鸡；然后开始给丈夫穿衣吃药；孙子起床了，开始伺候孙子吃饭，然后送他去上学。白天给老乡割豆子，扒苞米，打场；冬天与男人们一起上山拉爬犁，清林，割带，啥活没干过？就这样辛苦了几年，3万元的医疗费也没有还清。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她是一身的病，腰腿疼，低血压，干活时昏倒过好几次。

　　自己每月的退休金，供老两口的医药费都不够！

　　饭毕。我把承玉芳拉到一边，问她生活状况。她低头、摇头，始终不语。不知是想表示自己的生活是好还是不好？我说：你生活得很苦，我们都是知青，心里也不好受。我会向市里有关领导反映的----

　　我话还没说完，她突然转过身子，面朝墙壁背对着我，双手抚住自己的脸。看她上下抽动着的肩膀，知道她在啜泣。

　　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当天我就向市里有关领导反映，最终给了承玉芳三年的生活补助。金额虽然不多，但她数次感谢我，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说得我心里更加难受。

　　去年，承玉芳的丈夫去世了。已经17年没有回过上海的承玉芳，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她想把户口先落进上海，然后再把小儿子、小孙子一个个地接回生养她的故乡。

　　可是，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家中的实际情况，顿时，回上海的打算被彻底动摇，回归的梦想也完全破灭！承玉芳的亲弟弟因生活困难终身未娶，独自住在狭小的石库门的亭子间里；一个6平方米的小阁楼，让给了她大儿子住。大儿子娶了个外来妹，还有一个孩子，只能放下一张床，就转不开身子了，若自己还要来住，自己的小儿子加上小孙子再住进来，调浆贴壁都无法落脚啊！

　　依然回到农村的承玉芳在电话中戏谑道：现在都在搞城镇化，原是城里人的我怎么就回归不到城镇化的队伍里去呢？想想还是算了，我还是继续过我的乡村生活吧，虽然没有“作为”，但“广阔天地”习惯了；只要不回上海、不见到城市，没有了比较，就以为生活原本就是这样过的哩！

　　是啊，昨天的阳光，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失群的南归雁，并不是没有跟上雁群，而是多年后再俯瞰着铺天盖地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她们已经无法收翅、立足；尽管故乡繁华依旧，然而故乡已经不属于千里万里之外的她们！

　　普普通通的一位承玉芳，在她身上，不仅让我看到了留在农村的上海女知青城市乡村的蜕变历程，更触动我内心的是对生活的坦然，勇于面对，不随波逐流。一个人，对生命的安排能做到从容坦然，不容易；而在生命的晚年还能如此的坚定豁达，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