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升子筒罐是一种计量的容器，竹制，约六寸来高，三寸来宽，可盛二斤左右的米。记得在幼年时，有时奶奶招呼我煮饭，就说煮一升半米。有了这声招呼，我的心中就有了杆秤，煮三斤的米做饭。那时的村人们家家户户都有，楠竹做的筒身，刻着各式的花纹，被几代人用得泛成了紫红色，瞧那模样，简直比古董还要古董。

　　升子筒罐是用来量米的，在我的朱公塘院子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偏偏也叫升子筒罐。当然，这是绰号。我们家乡有个习俗，谁的名字里只要有一个字与某物件或者是某生物的名称，同音谐音亦或近音，保准这个物件或生物的名称，就是他的绰号。

　　升子筒罐要比我少上几岁，但辈分却要高出一辈。像他这般年岁这般辈分的人，在我们银星村不足为奇。

　　升子筒罐长得瘦高，有一米七几的样子。在这一点上，与他的父母极不配套。上世纪七十年代，升子筒罐的父亲在生产队做会计，做出纳的是本家一位侄子。那时一个生产队的家底就那么百十来元钱，不成想某一日居然被人偷了。那个出纳侄子平日里好吹牛，还爱干点投机倒把的营生，自然成了监守自盗贼喊捉贼的头号嫌犯。好在那个年代对这类盗窃集体财产的案件十分重视，区法庭的法官亲自来生产队里审案。邹法官将会计出纳俩人一并叫到屋子里，掏出驳壳枪往桌子上一拍，升子筒罐的父亲就开始打摆子似的浑身筛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升子筒罐还只有十五六岁年纪，他的父亲就去世了。除了一个大他二三岁的姐姐外，他还有二个弟妹。他的母亲要操持这样一个家自然有点力不从心。突然有一天，人们看到他母亲头上开始油光水亮地抹猪油，于是很快就有一个既长得魁梧又名叫“魁梧”的男人被招了进来。这是一个鳏夫，自己“嫁”进彭家，却将升子筒罐的姐姐娶回了伍家做儿媳。如此一来，两父子配了两母女，也算是亲上加亲吧。伍魁梧是名石匠，初来彭家不久就拉开了施主，我的堂兄高生就是那时候跟他学会石匠手艺的。

　　然而正当日子渐渐好起来时，升子筒罐的母亲带着一对弟妹跟着继父魁梧返回了伍家，于是就剩下升子筒罐一人独守着四间旧土砖瓦房过日子。

　　其时农村刚刚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他也分得了七八分水田，一亩多黄花菜土。为了多打粮食多摘黄花菜，施上了成倍于别人的碳铵、尿素，出乎意外的是结果事与愿违，水稻和黄花被“烧”死了大半。其时的升子筒罐已经吃惯了别人难得一吃的猪肉，喝惯了别人难得一喝的“瓶子酒”，更是抽惯了别人难得一抽的“湘衡”、“祁东”牌香烟，手中的钱不到一年时间就花了个一干二净，再后来就无法开锅了，要么是没米下锅，要么是没柴烧锅。没米下锅就去借。

　　危机之中幸好有他本家的一个草台班子，专门承包乡村里的房屋建筑，因为都是兄弟叔侄关系，所以就叫他入伙。其时升子筒罐已有二十岁，人长得高又有力气，更擅长抛砖，所以班主很喜欢。那年头正是农村建房高峰期，四乡八里的房子一年到头都有得砌。乡下班子没有任何机器设备，施工的红砖都是肩担手提上去的。升子筒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一块米二三的栓皮削成炒菜的平铲状，再放砖在上面，轻松一抛，砖就成抛物线飞到架上接砖人手里。他比别人抛得要高，最高可达到三丈；抛得更准，恰好落在接砖人的手边；抛得更快，别人一次抛一块砖，他抛二个。但是，他同样的事往往做到三天就会厌倦了，在建筑班里抛砖就总是三天打鱼二天晒网，要待到刚挣来的工钱花光了才会回来再抛砖，为此惹得班主很不高兴。久而久之，班主也就不再喊他一起出去砌房了，而他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班主不喊他就不去，一年半载后就彻底脱离了建筑队。

　　升子筒罐的姐夫也做过石匠，见大舅子如此这般光景，心里急得不行，某天特地赶过来为他谋划。匠人当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姐夫就要教大舅子做石匠功夫。那天两个人正喝着酒，话一投机，于是放下酒杯说干就干。姐夫说：“我先教你如何砌石头。”便让升子筒罐从院子里找来一根钢钎，来到厨房后面的天井里，将窗户下的阶矶边一米来高的砌石掀掉好几块。他们的本意是先破后立，无奈那些石头有些巨大，个个都在一二百斤上下，加之石头下面是水沟，淤泥盈膝，墨黑而腥臭，虽然姐夫想示范，大舅子想传承，但是俩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双双打了退堂鼓，留下一处小小的半拉子工程。此后，姐夫再也不提教大舅子做石匠的事了。

　　如此一来，升子筒罐的日子更加难过起来。有本家嫂子便张罗着为他找“婆家”，希望将他“嫁”出去，让女人来管，这事还真的办成了。在二里外有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一个独女带点残疾，早就想找个倒插门女婿传宗接代，因为家里和女儿的条件都不太好，所以这事一直没有办成。现在听媒人一说，又见升子筒罐长得高高大大，相貌也不错，于是满口答应，并且很快就成了好事。

　　真是天意弄人。升子筒罐在“婆家”虽说本性不改，但都能被容忍，唯一容忍不了的是二年时间都不能使女人开花结果。既然在身子与做事上都是一个无用之人，“婆家”就再也无法容忍了，于是将升子筒罐做“退货”处理，发配回到原籍。

　　升子筒罐从“婆家”打个圈又回到了四间破土房，自是更加心灰意冷，什么事都懒得做，用光了“婆家”赔的二千来块“退货款”，就揭不开锅了。无奈之下，村里给了一些救济粮款，几位本家兄弟也给了一些。这时再也没有钱买肉打酒，口味变得极差，饭也吃得比先前少多了。有时尽管肚子饿得慌，也懒得煮，实在抵不住时便架锅炒一把米吃，然后就关门闭户躺在床上。

　　记得那时的升子筒罐有一个显著的标识，就是一支三节电池的长电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家庭的照明电灯多十五瓦的那种小灯泡，昏暗得如煤油灯无异。每当夜幕浓厚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突然间一道雪白的光柱或直刺或横扫过来，便听得有村人在说：“升子筒罐又来了。”升子筒罐的电筒是独一无二的，那般的雪亮。村人说：“升子筒罐，你把买电池的钱省下来买油盐呷，要不要得？”升子筒罐只笑不答，每晚照样斜挎着长电筒上朱公塘下朱公塘地逡巡。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已到衡阳打工，很少回家。有一次回来，院子里的人告诉我升子筒罐死了，掉在水塘里淹死的。

　　我吓了一跳！

　　升子筒罐是用来盛米的，而米是用来呷的，所以乡下就有了一句非常贴切的关于升子筒罐与人生的俚语：呷完了那升米。意思是，人生于世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一升米，不管怎么去呷，呷完了也就死了。

　　升子筒罐终于呷完了自己的那升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