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育不宜文理分家

　　学科的文理分家，名义上是减轻学生负担，实际上它只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是职业的预选和技能的速成。而这样背景下培养出来的人材，决不会是完美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的一生，也注定不会是丰富完美的人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所以他对人生的的需要不仅仅是裹腹，还需要艺术、哲学和体育等愉悦心灵。因为人实际上所追求的，是快乐，一切以追求精神快乐为至尚原则，一切行为意愿最后都归聚于精神快乐的选择和取得。

　　一个富翁看到一个穷人在沙滩上晒太阳，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去工作。穷人问：我努力工作干什么啊？富翁回答：挣钱。穷人问：挣钱干什么呢？富翁回答：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穷人笑了，问：那么我现在干什么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快乐不一定需要很多钱。

　　还有一个故事。很晚了，一个人躺在街道上，有好心人唤起他，发现对方是一个富翁。这个人吃惊地问：躺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回家？那个人说：家？我没有家！这个人指着不远处辉煌气派的灯光别墅说：那不是你的家吗？那个人说：那不是我的家，那只是一个房子，一堆砖瓦和一圈高墙。

　　这个故事说明：有钱并不一定会有幸福。

　　那么，上面两则故事与本文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当代教育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而它却并不能保证学生未来的真正快乐。

　　进入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真正快乐有多少？他们的快乐又能持续多久？他们的快乐标准和原则是不是真正的合理和高尚？我们不能有一个确切答案。因为他们始终只是在为谋前程而学习，是自己的将来能够挣钱的前程，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快乐。就像急匆匆奔向一个景点的游客，不停的脚步中忽略了这一路的许多美好。

　　这美好不只是唱支歌曲，跳几个舞步，不只是饮多少酒，做了多少旅行。它们全是肤浅的和短暂的快乐。而这些不足给他们的人生观提出什么足够好的营养辅助。“我爸是李刚”、马家爵和药家鑫，都是大学生，他们也有另一个共同点：轻易犯罪。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尊重生命”概念，他们都是在一步错之后，丧失理智地再错，多次错，最后走向犯罪。而且这个过程中其行为之张狂，之变态，令人发指。让人怀疑马家爵这样的曾经的三好学生，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好成色。

　　原本可以有美好未来的天之骄子，突然间成了罪人，这恐怕决非一日之寒。而中学阶段教育内容和手段的非科学性，是形成今天这一后果的重要因由。

　　中学教育实行文、理分家，不仅是使学生知识面变得狭小，也使他们的思维、思想和人生观发生扭曲失衡，甚至变态。文科生不懂自然科学，思想和情感就过于呆板，平庸。

　　文、理分家，还会使学文科的学生一定程度上缺少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使学生缺少思变的主动意识和魄力。妻和女儿聊天时，总免不了用“好好学习”啊“双学历”啊来鼓励她，用朋友的孩子的成功故事来激励她也努力争取奖学金什么的。女儿回答说：那么累干啥啊！这话让我大惊——这哪里是90后大学生应有的心态嘛。

　　反过来，学理的不了解社会科学，一定程度上就缺少必要的幽默和浪漫，历史的民族的自豪感、屈辱感和责任感，也会相对缺乏，甚至混乱、黯淡，甚至有的人就是连起码的做人道标准，也会产生不同状况的残缺。马家爵三天时间从容杀死四个同学，多么残酷；“我爸是李刚”撞了人不去救治，没事儿人一样去接自己的女友，还狂叫“我爸是李刚”，多么荒唐。中学阶段如果得到了足够充实的人文教育，他们也不至于如此贫乏和浅陋，空虚和无耻。

　　美国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立国精神教育，大学中普遍进行“通识教育”，不管是文、理，还是工的，都要接受文、史、哲、政治、社会学等的人文学科的学习，而且用一年时间从容有序地进行，爱默生、杜威以其卓著的人文教育贡献，被美国人称为“美国的灵魂”“铸就美国自豪感的人”。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就严重不足，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对学生的品德、理想、社会责任等的教育，显得十分枯燥贫乏和无力。在义务教育氛围下，我们的中学的人文教育、情感教育的领地正在日益萎缩，到目前，恐怕只有语文在一以贯之地渗透思想教育，独立支撑。

　　学者孟宪实说：“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家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其实何止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这样，对于任何一个国民来说，都是一样，而且又何止于一个历史，此外的地理、大众哲学，也应该成为国民基本素质的一部分。还有音乐，它的功用，更非一般工具学科所能替代或超越的。我们知道契诃夫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里讲的故事，音乐让一个浪子良知回归，心灵得以净化。美国一个学工的大学生，用好几年的打工钱买下已故教授的全部书籍，就是为了让教授的灵魂能够留在这些书里——他觉得他应该让的教授的灵魂完整地保留下来。这就是美国人的素质，这是一种修养，一种纯精神的追求。而它，不是仅靠理科知识就能获得的。

　　钱学森曾经叮嘱郑哲敏：在美国拿到了学位，回国后不能太神气，工作不能挑三拣四，一切以国家需要为原则。钱学森为什么想到这些细节事？就是他本身的文化修养带来的道德境界，以这种道德境界，他始终认为：任何人再能力强，也只是沧海一粟，没有任何可骄傲的资本。他自己也是这样对待组织和国家的需要和安排的。在他们这些科学家心中，个人名利不是主要的，国家的利益是第一重要的。反观现在一些青年人，职业选择往往向高看，贡献多少向下看，收入标准向多看。不屑于简单的基础的工作，学生中，很少听到“立志边疆”，“为了祖国需要”这样的声音，志愿填报中，一线技术工种，野外作业专业，很受考生冷落。

　　我以为，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这种选择，不仅仅是怕苦，还有怕羞，还有劳动观的偏颇或者不健康，还有自我认知的狭隘单薄。有句话说“行行出状元”，它除了表明干什么都可以有好成绩，还告诉人们：任何一种劳动，只要它创造合理价值，它就是美的，是不分贵与贱的。钱学森叮嘱郑哲敏，就包含着这种崇高的劳动观的理解和欣赏。

　　六七十年代，城乡中学都有活动基地，每个学生一年里要参加几次实践活动，还有的搞社会调查。有这样的经历，毕业后干什么都不犯怵，基本不在意是不是太脏，是不是太累，而且一些技术，一学就入门了。这都是在校时获得的好处——思想的和技能的。现在的学生，无不以挣钱、荣耀、享受为前提进行职业选择。

　　这种现象之由在于中学阶段的养成教育的缺憾。中学教育文、理分家，既使学生立身技能没有学好，更直接矮化了他们的立身精神和标准。我国留学生数量最多，可是学成归国率最低，改革开放以来，学成回国的不足三成。如果仅以发展条件为借口滞留国外，显然说明不了本质问题——钱学森归国时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仅以待遇为借口，作为一个人，他也未免太生物性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的科学家、海归派们，不懂得名与利吗？他们一个个看上去真的顶天立地，完美高大，不只是他们有知识，更因为他们有一个让人崇敬的心灵，让人敬仰的精神。在人们眼中和心里，他们思想厚重，作风优良，而且爱好广泛和高雅，为人做事令人钦敬、感动。像邓稼先给母亲暖被窝这样的事，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能够做到？

　　当代人太现实，而这，我以为正是由于历史等人文教育的不足。历史等教育的不足，使学生不了解过去，在他们心中无所谓骄傲和屈辱，对这个民族的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也缺少道德的自律与自觉。他们最明白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他们最相信的是“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他们只会以夸张的眼光放大当今社会“自我+官本位+金本位=文化生态”这样病态现象，一切唯功利是瞻，崇高的德性、人性，被他们排挤在了意识的边缘。中学的教育，没有让学生学会坚忍和宽容，没有让学生学会利他与高尚。

　　中学教育要走出应试心理，要真正实现从素质上育人，首先教育工作者要形成文化和意识的自觉，学者教授们不要再讲“孔子是丧家狗”“李清照是酒色之徒”“大禹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婚外情”之类混账话。高校能够把人文教育当作重要内容和任务来进行，严肃学风，不哗众取宠，这才是对文化的尊重，人人对文化尊重，自上而下的学风就会有转变，进而促进教育原则和方针的更加科学化、完善化。教育方针应该重拾“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张，真正实现中学教育“学以致用”，让已入成年的毕业生切实收获“德、智、体”全面发展。

　　文、理不分家，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