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寺庙》

　　余秋雨先生在小说、戏剧方面的创作，皈依的是欧洲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通俗象征主义”美学。以下是小编收集的余秋雨散文《寺庙》相关内容，欢迎查看！

　　也许寺庙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与寺庙关系密切。儿时在乡间与寺庙的因缘已在文章中写过，到了上海，住在玉佛寺脚下，上大学靠近静安寺，后来又长期依傍着龙华寺，至于四处旅行，更无法割舍各个寺庙。永远是香火鼎盛，经诵悠扬，一脚踏入便是庄严佛门，至善境界。

　　但是恕我不敬，我太熟悉当今的多数朝佛者了，他们来到寺庙，大多是来祈求。祈求世间和平、众生安康吗?不，他们的目的非常具体，只求自己和亲属招财、晋升、出国、祛病、免灾。他们与其他朝佛者争抢着香台和蒲团，试图把有限的福分从别人手里争抢过来。他们抬头仰视佛像，一个劲地默念：看到我了吧?记住我的要求了吧?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一位到处拜佛的长辈亲戚：“您确实相信菩萨能洞察一切?”

　　他说：“当然。”

　　我说：“那菩萨一眼就洞察了您的利己目的，能不生气?”

　　他惊慌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又问：“菩萨应该是公正的吧?”

　　他说：“唔。”

　　我说：“如果菩萨对寺庙外面天天忙于劳作的众生不理不睬，只照顾几个有空来拜了几拜的人，那怎么说得上公正?”

　　玩笑归玩笑，但人们对佛教和其它宗教的误会确实太大了，大到真会让这些宗教的创始人惊诧莫名。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精神，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又都裹卷到了利己主义的漩涡里。前两年有人告诉我，他们单位有人在传扬一种新的宗教派别，几位同事刚一参加就宣称，他们正在修炼金刚不坏之身，待到世界末日，地球上剩下的只是他们一群。当时我就想，他们这个宗教派别虽然也不做什么坏事，但教徒们内心企盼的却是世界末日，这在总体上是个恶念。这样的恶念硬要与信仰联在一起，真是罪过。

　　多年来每次参与人山人海的佛教盛会，心里总产生深深的忧虑。这么多长途而来的朝拜者，带着现实生活中的苦厄困顿来到这里，很想获得一种精神救助，结果他们带走的并不是精神，而只是一些私利的安慰。文化人对之大多不屑一顾，而文化本身又张罗不起这样盛大的仪式，这两厢失落实在让人感叹。

　　真不妨暂时搁置一下玄奥的理义，只让人们懂得，佛教的主旨是善良，而善良的行为原则是护生，是利他。

　　一般人要做到这一点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自我，即所谓“我执”。如果一切以我为中心，必然漠视众生，斤斤计较，仇仇相报，这便是种种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张从“我执”中解脱出来，走向喜乐圆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并不寻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体结果。这一点与西方宗教十分接近，诚如列夫·托尔斯泰在阐述西方宗教精神时所说：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结果，那也不能称为“善”。善是超乎因果联系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佛教中说得更为透彻。佛教把善看成一种经验实证，不像形而上的本体论那样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经》中有一则“箭喻经”，说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请教世间种种根本原理，佛陀说：你到这里来，是以为我会向你讲述这些原理吗?如果有一个人中了毒箭，痛苦难忍，我们难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寻找原因，调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制作材料吗?没等调查完，这人早就死了!

　　佛经中的这段话，使我回想起经历过的一件事。做学生时到乡间劳动，一位同学看到河边一个老太太艰于行走，差点失脚落水，便去搀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责，因为这个老太太的阶级成分是地主。这件事情后来还作为一个教训上了简报，说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需要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当时同学们就纳闷：如果早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是地主，难道一群年轻人就应该笑嘻嘻地看着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调查回来再去搀扶，那还来得及吗?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已很荒唐，但人们只觉得荒唐在阶级斗争，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种自以为严谨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数百人在街头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观的'丑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与不拔箭而要调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阶级成分，一脉相承。

　　如果一味地为善寻找原因和理由，寻找到最后一定会冥想出一种能够下达行善命令、统计行善记录、执掌行善回报的神灵。为了使回报预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轮回。许多普通信徒就是这样来看佛教的。“举头三尺有神明”，总觉得神的眼睛处处在盯着自己，于是检点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档案页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历，以便使后辈和下世获益。这就成了他们行善的原因和理由。这种想法无疑在历来的善恶争逐中起到过良好的作用，但与佛教的本义却相去甚远。正宗的佛教并不热心编制神话故事，它在神学层面上一直没有发达起来，它在道义行为上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神，这正是它在宗教领域里显得特别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世间行为;慈悲就慈悲，这是一种不求因果的人间情怀。

　　佛教不讲行善的具体原因，却讲整体原因。这种整体原因，也就是所谓“缘起”。“缘起”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非指具体爱憎之缘，而是指茫茫万象之缘。宇宙万象，世间万象，都是一种“因缘和合”，因此或兴或衰、或生或灭，都有远远近近的原因。《杂阿含经》所说的“有因有缘集世间”，就说明了这种世间组合的有序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每个行为都与整体世间有关了，做一件善事就为世间积贮一种力，做一件恶事也为世间积贮一种力，这在佛教中被称为“业力”。种种业力组合成世间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个生命环境的改善和圆满。这也就成了人们行善的整体原因。既然行善是为了改善世间的生命环境，那么善中之善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救护生命，即所谓“护生”。至此，佛教显现出一种惊人的恢宏，不为小缘只为大缘，不为自我只为整体，善良得盖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苍苍，被佛学大师准确地名之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此种境界，实在让人感动。

　　这种感动，不仅对于佛教，我在研习其它宗教经典时也曾一再产生，这里仅以佛教为例罢了。由此我想，人类在善良的问题上其实是有过大构建、大作为的，后代的局部迷失，是一种精神倒退。我们可以疏离佛教，批评佛教，却无法漠视它雄伟精致的精神构建。

　　精神无形无质，没有构建极易流散。精神构建又不能成为社会事功的暂时附从，而应该是一座独立的圣殿。只有在这样的圣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弥久弥新的地位。绝大多数人都有善的天性，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没有精神构建，这一切就会像荒山中的香花，污淖中的嘉禾，不成气候，难于收获，连它们自己也无法确认自己的价值。

　　因此，善良的人们或迟或早总会对精神构建产生某种企盼。即便他们未必信奉哪种宗教，耳边也时时会有晨钟暮鼓在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