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龙应台,现代作家、曾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其创作温柔纤细,深情动人,其《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龙应台关于成长的散文,希望你们喜欢!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谨慎,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太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件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作者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面前: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架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很长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首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到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搞搞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回收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回到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这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把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你慢慢来。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