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年的文化氛围浓了起来。比改革开放初期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是十年文化浩劫后的补偿性恢复，也是邓在推动农村责任制为肇始的改革，生产力提高后的释放。是在温饱解决之后思想解放的进一步结果。我们的普罗大众，在吃饱之后，受传统儒家文化复兴的影响，自觉推动了对下一代文化普及的潮流。这也是中国大学二十年疯狂扩大的前因。不像我们的哪个年代，由于偏科，预选就没有过关，连进入高考的机会都没有了。当然，比起我的那些在文化革命中的大哥大姐们，我最起码可以读喜欢的书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校写些文章，虽然于高考并不一定有用，至少不会被批斗了。这些话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却是那个当年情况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写作，如果不太刻意去涉及政治因素的情况下，作家以笔为马的草原还是很广阔的。但你真要说人权的高级要求，或者参照西方的最理想标准，认为我们的写作，还在禁锢中，我只能说，是有那么点道理。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明确了先保障吃饭穿衣的基本人权。这从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策略来讲，是目前能够找到的现实可行办法。何况，我们学习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我们只是参考它的一部分经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口超十亿的国家作现代化样板供我们模仿。于是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搅了一大锅中西药汤剂，来治疗从元朝之后，就开始患病衰弱的国力。也就是说，从十三世纪的前后，我们的文化和科技是停滞的，除了带来了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之外，就是一切服从政权稳定的制度设计。我这样讲，好多人会说课本上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但我认真告诉你，他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不是一个商业自由贸易的结果。影射到文化文学，这几百年来，写作的自由是谈不上的。如果有，无非是北宋以来文化的总结。而恰是这几百年，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家的写作，成为革命或者文艺复兴的导火索。进而形成了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写作体系。

　　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文化进程中，需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写作体系，我们在路上，不是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我们的作家也仍然没有达到西方文化的程度，所以你用西方的人权啊人性啊那些个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文学体系，以及政府的执政能力，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么完美。好多在当时天大的事件，事后若干年后，再看，就会明白他只是个过程。哪有那么多的历史时刻啊。

　　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中国文化在当代遭到破坏后的修复，同样也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新经济革命里。产生的信息认知、写作方式、读者互动等、传统架构被颠覆后的涅槃期。矛盾冲突都是以前所没有经历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化文学的行者们，如果参透了其中的大道。就会对目前社会中的急剧变革有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对目前文学的一些怪象，有了几分疑惑后的宽容。

　　我因为从事的工作，我这些年对席卷中国的城市化对文化的影响有些感受。我老家的太行山区，深山区老百姓，大致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投亲靠友往山下搬，这就是居住条件引起的第一波迁徙，到2000年的时候，原先一百多人的庄里，就剩下几个放牛跑山的，年轻人都搬到平原条件好些农村了。因为原住地无法保障上学照明吃水等，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人权也无法实现。而此时平原地区，因为责任制，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山里山外的物质差距拉大。第二波，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平原上条件好些的农村也开始出现人口大规模的流失,因为人们开始寻找更好的职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现代文明生活。有了南下打工潮，城里买房潮。这一批潮流中，可以说搅动了整个中国民众的熏心利欲，当然，这个词可能用得不好，但还贴切。在西方港澳台资本，先富资本，政治寻租资本，寡头资本等等的掺和下。中国底层多达几亿的、渴望改变生活的人民，投入了这个身不由己的欲望永动机里。公开的说法就是经济奔小康。于是有了传销，有了，有了炒房，有了打工妹，有了富士康，有了海外移民。以及一夜暴富的种种神话。社会经济学上，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而我及我的家庭，也是在这个年代，从到城里找工作到搬进城里居住。身不由己，卷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大的趋势面前，我们只是浮萍。除了适应，没有其他选择。除非有思想和文化的超脱。目前，这个城市化还在进行，社会仍然在经历着复杂变革，这个时候，作家们的写作，就是要如何感知这个时代的主题，，要明白是城市化引起的，城市化是关键不是其他原因。比如说，现在好多人对农村的女孩提出：在县城没有房子的不嫁，说是拜金主义，道德问题，我说换换是你的左邻右舍，人家家在城市或者县城都有了一席之地，而且趋势的发展最终你要到城里生活，你会怎么样？当然你会说，我就喜欢田园。自然主义者。但这一般情况下是城市里有了那些生活，然后想寻求更高质量的人的选择。我问你，黄山一带的山水好不好？那些白墙灰瓦的皖南民居好不好？确实好，凡是有些个情怀的，都会在那里流连忘返。但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年轻人基本上都去江浙了。如果有能力，他们首选上海杭州。因为是更好的生活，在山清水秀的黄山不能实现。近年虽然有一部分回流，但无非是一部分在高房价高工作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这就是俗世，庸俗是有了些，但是有直言不讳的实际。而这些一个一个庸俗的故事，成为文化现象，成为文学丰厚的土壤。成为我们文学文化写作中的具象的研究。我们要看透这个时代的实质。要清楚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但更是一个精神物质矛盾冲突变化时期。他给了我们很多眼花缭乱的素材，差不多有七亿农耕文明体系里的农民，要面对城市文明的诱惑和反差，离开故乡到异乡打工，求生活。有多少年轻的野心进入到城市文明的竞赛规则里。或衣锦还乡，或机器下伤残。但每一个逃离乡村的人，都是在期望生活的改变。这给了我们的写作多少不竭源泉。就像芬兰一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记者感慨：我们的国家只有几百万人，新闻很少上全球的报刊网络，因为热点少。每天浏览网络，不管是正面负面的新闻，只要是中国的都是一大堆。这是我们文化和文学者的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中国这个世界上超大型国家的现代化演进过程。而也在目睹着一个地球上从没有经历过的7亿农民城市化，以及迁徙带来身份改变人生悲喜剧的现实版。

　　我们农耕文明的先哲们说：天变，道亦变。面对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我们的作家，应该以悲天悯人的心情再次吟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生是无法计较的定数，写作是文学身不由己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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