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谈论了国骂，这几天整理文章，发现有几个留言不错。博友——知秋——评我的“国骂”，讲了一个故事：“理发匠给皇帝理发,发现皇帝是秃头，但又不能说出来，憋得慌，向大师请教该如何办：‘我再不讲出来我就得憋死了！’大师教他一个良方。理发匠跑到野外掘个洞，把嘴巴对着洞连喊三声：‘皇帝是个秃子！皇帝是个秃子！皇帝是个秃子！！！’喊完用土埋上。你猜，这个洞子后来怎么样？”我说：“想不出来。”他回答我，说：“长出了两棵狗尾巴草。哈哈……”

　　其实，这个故事，在哪里看到过，但当时没能像知秋这样，想想后来如何。他思维睿智。知秋问了，我也想了，怕出洋相，并未作答。答案可能是：一，他彻底松快了，再不去想，再不被这个事憋住，再不会失眠；二，他还是提心吊胆，比没有喊出来还惶恐，他怕有什么人听见，又怕上天、土地知道终究要受罚；三是，每次给皇帝理发，看到秃头，想到自己终于说给地洞听了，不免觉得好笑，笑得手老哆嗦，终于有一次不小心刀子剌破了皇帝的头皮，终未免于一死。

　　我又想起改革开放初期，时任文化部长、曾是知名右派的王蒙先生出访的一段趣谈：王部长出访西方，主人送给他一个礼物盒子，缀带系好，王蒙道谢后，并没有打开。上了讲坛，有人提问：先生，我们西方人收到礼物都要当面打开看看，连声说好啊好啊！谢谢、谢谢！你怎么没打开看看就说谢谢呢？

　　王蒙先生回答说：我们中国过去窗户上不安装玻璃，糊上一层窗户纸。有好事的人，不知道隐藏在窗户里面的人在干什么，用手指头在嘴里沾一点吐沫，往窗户纸上一捅，偷偷看看里面在干什么勾当，啊——！凡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里面都有！真的，九十年代初，我记住王蒙的教诲，在与日本熊谷组吉田先生会面时，人家送给我一盒礼物，当时就没打开，盒子大小如一方宫砖，回家打开，里三层外三层，最后出现在面前的是一支签字笔，一、二十块钱，当面打开，为难。

　　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这位剃头匠求教的大师定是儒家学者无疑。有道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岂不比当今那些有不齿行为的名人、公众人物好多了么。当然，这些公众名人一般的避避谣，就是打官司，也能“洗刷”掉真正的污垢，前些年我颇怀疑那位磁性声音的人之绯闻如何打赢了官司，大概还是人强马大之故吧。我本是文化人，那时不知怎么地也冒出了一句国骂。而作为当事人只好开口大骂了，可能也就是国骂了。呜呼！难道还不许弱者长吁一两声么！？！

　　但是如果这个剃头匠到处对好友传说这件事，说不定有人不信，更有甚者，一传十、十传百，可能传出皇帝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两棵狗尾巴草也未可知。君不见，戏词里有：“装成假象如真相，捏作虚情似实情。”

　　在我们天天日日的活动中，不免有人无事生非、有人无因骂人、有人闲的编排别人、有人喜欢打听传说绯闻。玉可碎不可改其白，竹可焚不可毁其节。走自己的路吧，不要左右顾及，心中快活，活得自在，正是这样的人所妒忌的，何不让他们看着生气更好嘛！

　　老友知秋评我的文章还说：

　　“有人说,粗口是宣泄,也是一种力量表示,不知与国骂有无直接关系。”呵，一句话使我顿开茅塞。

　　素来有口头文学的行当，所以，说话、骂人、狂吼、吁声，当然与国骂类的同声译也有着直接关系。

　　从这句话引伸，国骂本来就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有点无可奈何的“力量”表示，试想，对任何事物、人物、态势、结果，如果有办法、有力量、有余地、有妙计，也不会用粗口，所以只能是“无可奈何”的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叫苦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由哀音变为怒吼，哪怕是粗话，文学也就出现了。反抗就快到了。正如《红楼梦》里的焦大，他骂贾家门口的一对狮子都不干净，其实，也有点无可奈何，发泄而已。到底，焦大还是附属在那个家族里的，骂骂还不是为了那个家族好起来啊。骂骂无关紧要，还是被捆入马槽挨了一顿打，因为，你骂了那个当家的及其祖宗，不管你是不是会读了水泊梁山而聚众造反。其实，他是不会造反的，不过是小骂大帮忙。

　　话又说回来，粗口，包括国骂，也看对谁、为了谁、什么场合。正如在米粒上刻一篇《兰亭序》之类，文明是文明矣，然而挂到长城或敦煌的摩崖上，那就渺小得很，尽管就是被世人顶礼膜拜的肖像一样，伟大文明的可以，但是就是经别人指点，可巧又有风沙扑面而来，或者虎狼成群围了上来，谁还有那闲工夫咬文咂字摇头晃脑地去朗读啊。这种时候当然用不着雅。

　　国骂，就是国粹吧。什么是国粹，只有本国独有，但也未定是好的。小女子脸上有一个疮，与众不同，医书上也没有记载，似乎有点‘粹’了，还是割了去好不是。

　　所以，大家还是把心中的恨、怒、哀、怨从长计议吧，得闭口时且闭口，能饶人处且饶人。我总觉得还是坚持我的BLOG里发表过的《我的家训》中一句话“善待小人仇怨”为好。

　　不过，人要是永不发火，是要憋出病来的。我的经验，非有适当时机时，一个月发一次火，即使带一次粗话，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养成不粗口，想在发火时粗口一下子，也难。

　　国骂，净化起来也不容易。

　　国骂“他妈的”从什么时候就有的，还真难考证。不过从“民国”就已流行，是确切无疑了。鲁迅就曾有一篇文章《坟"论‘他妈的’”》，把这句话提升为国骂了。渊远流长吧。不知古代文言文是不是这么说：伊娘！（一笑）南方有：娘西比，倒是等同语。反正分布广、使用多。

　　语言污染和国骂并行不悖。

　　在旧社会，国骂多在所谓‘下九流’中流行。就起因，乃“士之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

　　“大革文化命”的时代，国骂被“老子反动而混蛋”、“砸烂狗头”之类所代替，风行一时。仿佛口不骂人就不是“革命派”。

　　皇朝时代，士大夫类的上等人，也并非“决不出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不过总是还比较克制。就如开‘面的’的开车光膀子抽烟，等他换上桑塔纳时，就西装革里了；又如在偏僻的小饭馆里，可以到处乱吐乱扔，到了大酒店里自然就有作派了。但是，“国骂”“无论如何也是卑劣的事”鲁迅还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

　　所以国骂和社会发展、安居乐业、和谐张扬、文化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人们一直笼罩在压抑、怨恨、愤怒、抗争中，人们不能极大的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没钱学习，没钱吃饭，天天听到的是谎言、“政绩”、是一小部分人的新闻、是“已有40%家庭有了私家车，有的家还要买2、3辆”、是早早的在报告中说“已整体进入了小康”，一大串的“被……”是“极为重视”、“第一时间及时处理”、是“亲兄弟好邻居”不绝于口……等等，等等，国骂可能会强行止于口，但要从心里消除国骂，任重道远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