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三国时代的孔融，人们往往会想起“孔融让梨”的典故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成语。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中，孔融不过是作为一个神童的形象而芸花一现罢了。其实不然，我以为，孔融还应该是中国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文化精英，其人生的悲剧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孔融的死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思。而近日，笔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浅薄无聊之徒，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顾历史事实和客观环境，抓住孔融自身的一些缺点大做文章，极尽讥嘲讽刺之能事，这样的议论既有失公允和厚道，又颇为主观和偏激，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慨和遗憾。

　　据《续汉书》记载，孔融乃孔子的二十世孙，其高祖父孔尚，作过东汉的钜鹿太守，父亲孔宙做过太山尉。孔融的确在幼年时就表现出异常聪明的迹像。有一次他到河南尹李膺家作客，当时李膺名重朝野，权倾一时，曾对外公开立下一个规矩说，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不见。有一次李膺宴客，十来岁的孔融不请自到，大摇大摆地对守门的人说，我与你们家李先生是通家之好，请让我见一见李先生吧。李膺与孔融素未谋面，见到孔融就问两家何曾有通家之好，孔融从容作答说，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难道我们不算是通家之好吗？一句话让李膺和满座的宾客不得不叹服。后来有个叫陈炜的人表示不以为然，说什么别看他小时候怪聪明的，长大了未必就聪明。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奇”。孔融当即就站起来反唇相讥道，照你这么说，想必你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喽。由此可以看出，孔融在十来岁时，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聪明才智。

　　关于孔融的为人，在《三国志》、《后汉书》、《续汉书》以及《汉晋春秋》等史料中均有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融不但是一个热心教育，祟尚知识的饱学之士，而且还是一个行侠仗义、胸怀大志的人。孔融十六岁时，他哥哥的一位好朋友得罪了上司，被人追杀，逃跑出来投奔他哥哥，当时孔融的哥哥不在家，孔融就把这个人藏了起来，帮助他脱离了危险。后来事情败露后，官府的人将孔融和他哥哥一块捉了去，进行责罚。孔融身陷囹圄，临危不惧，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为哥哥开脱罪责。此举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成年以后孔融在当时因为学问和人品的出众，“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界精英，是后生学子们共同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孔融任北海相时“修复城邑，祟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可以说是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比如整顿市容，大兴教育，推举贤才，繁荣文化，怜弱恤贫，昌行孝道。可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出于对大学问家郑玄的敬仰，孔融还亲自跑到高密县以郑玄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乡为郑公乡，这对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和学术之风的兴盛，无疑是善莫大焉。《九州春秋》载“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杰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由此看来，孔融也不仅仅是一个满足于纸上谈兵的书生，而且有匡扶天下保国安民之志。只是在那样的乱世，统兵征伐，攻城掠地并非孔融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所长，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一个好奇取异的性情中人，未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且缺乏知人善任，审时度势的能力，因此在群雄逐鹿中渐渐处于劣势以致于最终难以自保，“连年倾覆，事无所济，遂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孔融在投奔了曹操集团后，一直是被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受到冷落的。其实这也正是他生存价值的所在。在那样的一个封建专制社会，想保留一点异端的权利是很难的，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同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一样，曾扬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骨子里同样也有着独断专行的作风，他并不欣赏孔融这样的一个异数的存在，而只是宥于当时群雄割居，羽翼未丰，才不得不对孔融采取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打心眼里来说，以孔融这样的世家子弟，是很看不起曹操这样的宦官之后的，因此两人的相处不可能融洽。《汉纪》中说他“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比如说曹操为了节省粮食曾经下过一个禁酒令，孔融就阴阳怪气地说，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德，尧不饮千盅就不能成为前代的圣人。而桀纣因为女色而亡国，你为啥不干脆禁止大家结婚算了。这就是公然对曹操发布的政策表示不满，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还有一次，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儿子的媳妇甄氏许给了自己的儿子，孔融也看不惯，便给曹操写信说，武王伐纣，曾经把妲己赐给了他的儿子周公。曹操当时还以为这是孔融在恭维自己效法了前贤的做法，很是高兴。后来见了孔融就问，你说那事儿是在哪本书上记载的？孔融冷冷一笑说，嘿嘿，我是用现在的事情来推断出来的`。这种阴阳怪气的提意见方式令曹操非常不快，当时就气得拂袖而去。在这里，我们先不论这些事情孔融做得究竟是对是错，单是对于他这种敢于对当权者发表不同意见的做法，我以为还是值得赞赏的。总比那些事事处处都在拍当权者马屁甚至为虎作伥的人要好得多吧。我们说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存在，一个宽容的社会，应该允许有异端的权利。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你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民主。我们赞赏和肯定孔融也应该是从这个意义来赞赏和肯定。我们现在常常说曹操以诚待人，宽容大度，我想他的这种作风的形成，与孔融、弥衡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史书上载其“外宽内忌，性多猜疑”，吕伯奢一家的被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什么使曹操在后来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变得宽宏大量而有所顾忌呢？我以为就是因为有孔融、弥衡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使曹操不得不有所忌惮。史载孔融“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外，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正是由于孔融的身边有着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的存在，曹操才不能任性胡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孔融为太尉杨彪求情这件事上，袁术在淮南称帝后，因为太尉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曹操就想把杨彪杀掉，孔融听说后“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余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纬晋绅之士所以瞻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礼？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正是孔融这样的引经据典，仗义执言，才使得曹操不敢独断专行草菅人命。因此明人张燧在《千百年眼》中才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嗟夫，孔文举在，无人敢议九锡，文举既死，董昭掀然而谈矣。此岂全无关系耶？李卓吾曰：老瞒专国二十五年，终不敢篡汉自立，则孔融虽死，其所裨于汉帝者弘矣。杀其身无益于君，已胜于老死户牖下者万万，况有益于君耶！”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力量的存在，又会有多少无辜的性命断送在专制的屠刀之下。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孔融的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随着曹操集团势力的日益壮大，他的监督作用也日益减弱，以致于最终还是被曹操所杀掉。孔融的悲剧既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制度的悲剧。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以人治为主，在这种制度下，个体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全要看当权者的喜怒哀乐，可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孔融之死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

　　吾生也何其幸哉，去孔融之死千余年矣。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若谓封建专制之风荡然无存，民主与法制倡行无阻，余不敢深信也。唯愿孔融的悲剧不会在今天再上演，但愿孔融的悲剧永远成为一页不再重复的历史。如此则国家幸甚，万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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