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开封，曾在滚滚黄河的冲击下毁于一旦，致使昔日的市容深藏于地下。幸有留存的史册，记载了汴梁城忠与奸、善与恶、正与邪、权与法殊死相搏的惨烈状；记载了七朝古都会的兴与废、盛与衰、智与愚、新与旧的交替过程。只要在那里登高一望，谁都会想到《清明上河图》的繁盛图景与人气指数。其实，英杰或平民的遗迹大多随着潮涨潮落渐渐远去，惟有千年铁塔、镇河的铁犀矗立于斯，努力支撑着失落殆尽的古都旧痕。

　　记得第一次来到开封，恰逢“花褪残红青杏小”的时节，包公湖畔的新柳含情、燕影掠波，把“东府西祠”辉映出融融春色。一夜春梦初醒，夜雨初霁，我踏着开封府衙滑润的石阶试图去

　　觅古风，一时间感触颇深的是，这里既有森严、庄重的府衙气氛，也不失儒雅、飘逸的文苑格调。因为，除了“秀干终成栋”的包相爷在这里坐过堂之外，与他同为宋天圣年间进士的大书法家蔡襄以及文学巨擘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曾在此任过职，都曾在这里挥墨行吟。可叹的'是，仿古建筑那种光鲜色调和略带夸张的建筑模式渐渐把我从远古中拉回。伴游的文史学者樊女士见我一脸怅然，略带遗憾表情对我如实相告，开封府署的原址早就在明军“扒开黄河口、低档李自成”的震耳洪波中成为泡影，而今只剩下一潭清水，即今天开封西南角的那个“包府坑”。由此，我萌生了探访包公长眠处的想法。

　　在樊女士的指引下，我驱车赶到了位于郑州、洛阳之间的巩县。

　　巩县的“巩”字，颇有讲究。由于此地南有嵩岳为屏障，北依黄河为天险，河山封固、易守难攻、古来一直为河洛之咽喉，所以，以“巩”字命名。

　　车停巩县，以诗歌创作步入文坛的我，自然要先到老城东的杜甫故居拜谒。从诗圣居住的笔架山下来，我便匆匆赶到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的宋陵。

　　立夏前淅淅沥沥的雨，像是送春的泪滴，古陵墓在风雨迷蒙中更显肃穆。北宋七位皇帝、千余位皇室宗族及勋臣名将都安息于此。“盖棺论定”有时也未必能“定格”，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陵遭到了大面积毁损。看过这段史话后，我撑着伞默默站在荒冢杂草间，内心深处又升浮起世事难料、甚至皇族贵胄身后事也难料的一丝怅然。

　　包公墓在皇陵附近。圆形墓冢栉风沐雨，像在陪伴着沉睡的宋天子。据明嘉靖34年修的《巩县志》所载，包拯墓位于巩县宋陵内，清以后也有版本记述宋陵附近的包拯墓。一向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著称的包大清官是在宋嘉佑年间（公元1062年）辞世的。屈指算来，已近千年。为国家尽忠，为百姓讨公道不过短短数十载，却赢得了千年美名，个中情由，折射出国人由来已久的趋善之心和感恩之念。

　　一声春雷，余声不断，原野中的荷塘里似乎传出了蛙鸣。陡然，一片迷惘袭上心头，因为，我追忆起了那年在合肥游走的光景。

　　合肥古称庐州，为包拯出生地。我曾为寻包公祠，徜徉于古城南门外的包河公园，那是包拯幼年读书的地方。记得园中香河墩的荷塘里盛产一种红花藕，听说此藕断开时不见藕丝，与包公“铁面无私”音同意合。只是当时也是春暮，只能临塘观赏小荷，无缘品尝鲜藕的滋味。包河公园东侧便是包拯墓园。前墓室展示着3000余字的包拯墓志铭，为宋文宋刻实物；后墓室安放着金丝楠木棺椁，附墓区为包拯夫人蕫氏、子媳、长孙及后裔的墓葬地。从种种迹象表明，这里该是包公的真正栖息处。

　　那座古城有考古者发掘的文字资料，有南宋庆元年间淮南西路安抚司林至撰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淝水之畔也有墓志铭详述了包拯的生平。记得那天，我徘徊在古庐州城内外，记载了许多与包公相关的史料。

　　宋、明的朝廷为什么建两座包拯墓？为什么都有遗存下来的佐证？被天子、百姓甚至与大宋朝廷刀兵相见的契丹人都一向看好的清官之墓葬，似乎不该被敌对势力扬弃毁损，为什么非要设一座“疑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边走边想，不觉来到离县城不远的小镇。找个茶摊坐下，一面细细品味着巩县银花特有的芳韵，一面与摆茶摊的长者攀谈，话题转来转去，又回到“包公两座墓地之谜”上。老人为我续上水，大笑着说：“包公一生破解了无数谜案，到那个世界了，总该给他老人家留下一个谜吧！”

　　风雨早就止了，路边的青草上垂着晶莹的彩珠。彩从何来？莫非是天边隐现出的一抹虹影所致？包公何处往？或许是清正廉洁淡化功名的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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