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秧”，是一种乡村人家的土制糕点的名称，这两个字当中，只有一个是有实际意义的，就是这个“糖”字，表明这种东西是甜的。而另外的那个“秧”字，则只不过是取了诸暨当地方言中的一个音符而已，对于糕点本身既不能说明它的形状，也不能代表它的材料，更不能说明它的任何一个特点。至于为什么偏偏叫作糖秧而不是别的糖什么，比方说“糖糕”，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根本无从考证。不过，虽然糖秧确实是一种糕点，但相比之下，至少我个人认为，糖秧这个名字确实比糖糕来得“高明”，尽管这个“秧”字比不上“糕”有着明确的意思和指向，但仿佛叫作糖秧却更能显出一种别样的“风情”来。

　　作为一个县份，诸暨这个地方，从南到北一百余里，从东到西也是一百余里，地域范围据说在浙江省只能排到第八位。但是，它的四围却与同省的八个县相邻。从这些与外县接邻的地方可以隐隐地看出，诸暨当地的民风很有点“多元化”的意思。别的不说，光是这些地方的方言就各有特色，尤其是与东阳、义乌、浦江等县交界的地方，说话的口音基本已听不出“诸暨人的味道”，多数话语对于相距较远的诸暨人来说，简直完全不能听懂。除此之外，在某些饮食习惯和风俗礼仪上也小有不同，甚至连过节的方式也有些不一样的细节。这种状况真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似乎诸暨这个地方很“散”很“杂，没有一个“正统的地域文化”。

　　然而，如果想一想诸暨这个地名的由来和意义，或许也就不足为怪了。据一本旧版的《诸暨县志》上所介绍，诸暨这个地名，出于“禹会稽而诸侯及也，诸者，众也，暨者，及也，故名诸暨”。意思是说，当年，大禹在这里会集众诸侯议事，诸暨的地名就取自“诸侯及也”。由此想来，既然当年曾经“诸侯及也”，那么，众诸侯在“及而议事”的同时，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不同的民风也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这只是个人的臆测而已，毫无考证依据，所以故且当作一番没有意义的妄言，听听就算了吧，何况这番废话离糖秧的题目也太远了一点，好在，这对于增加文章的字数到底还是有点好处的。

　　正是由于饮食与风俗上的小有不同，所以，糖秧这种乡村小吃，在我们家附近这一带是没有人家做的，也许有人做过，但很少很少，以至于少到我没有听说的程度。如果以县城为中心，糖秧则主要出在县城的东面和北面那一片。我最早听说糖秧这种东西，是在小时候去外婆家的时候听到的，但真真尝到它的滋味，却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

　　外婆家离我家有五十多里地，我们家在县城的南面三十里开外，外婆家则在县城北面二十里的地方。那里的人家虽说也有做糖秧的，却不多，记忆当中，外婆家里，包括分了家的舅舅家和出嫁后的姨妈家里，就从来没有做过糖秧，要不然，我也决不至于要到那么晚才能见到糖秧的真面目。

　　第一次见识并吃到糖秧，大概是在十二年前。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刚刚结了婚，他丈母娘家就在县城东面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她们那里是做糖秧的。那一年七月半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丈母娘家送了一些糖秧来，问我要不要吃糖秧。

　　糖秧这种几乎显得有点神秘的东西，存在于我心里的时间真可谓“久矣”了，所以当被问到要不要吃糖秧时，毫无疑问当然是要吃的。于是第二天，那同学就给我送了一些来，我终于也见到了向往已久的糖秧！

　　原来，糖秧并不是十分神奇的东西，它有点像超市里卖的三明治蛋糕，所不同的是，三明治是外面的蛋糕厚，夹在中间的奶油薄。糖秧却正好相反，盖在外面的两层粉皮很薄很薄，而夹在中间的红赤豆相对要厚得多。当然不管是粉皮还是红赤豆，都是加了糖的，并且，那赤豆层当中好像也掺了一定比例的米粉，因为那豆层也略有黏性，并不松散。

　　我一边吃糖秧，一边免不得要问起糖秧的做法。据说，做糖秧的米粉不是普通的米粉，而是水麿粉，也就是做宁波汤圆的那种很特别的米粉，它比平常的米粉来得更细体，更滑润，也更黏糯，几乎可以拉出丝来。而红赤豆倒没有格外的要求，只要煮透就够了。假如确实办不到红赤豆的话，用绿豆也是可以替代的，只不过口感上可能比不上红赤豆来得“细酥”，而且颜色的层次感也不是那样的明显。

　　我又问到糖秧的详细做法，同学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具体得问他老婆才知道。后来，大概是第二年正月里，到他家里去拜年时吧，终于弄明白糖秧是怎么做出来的了。

　　先把红赤豆炖得熟透，不必碾成细豆沙，而需保持豆子原本的颗粒状态。米须先行浸泡，浸泡到一定的时间后，带水碾磨。磨好后的粉分成两份，一份是原粉，加糖后调成稠度合适的米浆；另一份也加糖，并把炖熟了的红豆掺入其中，并搅拌均匀，调成间杂的豆米浆。

　　用一张专用的竹制蒸匾，铺上细纱布，搁到烧开了水的土灶的大锅上。舀适量米浆，均匀浇遍到铺了纱布的.蒸匾上，盖上锅盖。等蒸熟成粉皮后，把适量的豆米浆也均匀浇到已经熟了的粉皮上，盖上锅盖。豆米浆熟了后，再舀适量米浆浇在熟了的豆米层上，再盖上锅盖，等这后一层米浆也熟了的时候，糖秧就蒸好了。

　　蒸好的糖秧须得让其自然凉冷，彻底凉了后，倒扣到一张更大的竹匾上，揭去纱布，最后用线切成两三寸见方的斜方块，这才彻底做成了。这当中，特别提醒切块的时候要用线，不能用刀，因为糖秧很黏，用刀是很难切的，特别是没有经验的人，切出来的糖秧往往“惨不忍睹”。

　　那年过后，我那同学又在逢七月半的时候给我送过几次糖秧，有一回送得特别多，我们除出自己吃得满意之外，还送了一点人。也由于吃的次数多了，我们又想出了糖秧的另外一种吃法，那就是把在冰箱里冰硬后的糖秧放在油锅里炸一炸，这就成了别样的一种风味了。

　　去年夏天，也是七月半前几天的一个黄昏，我们吃过晚饭后，都觉得有点撑，儿子提议步行到镇上去吃木莲豆腐去——我小姑，也就是儿子的姑婆在镇上卖了二十年木莲豆腐了，我们去吃不必花钱的——我们自然都很赞成，于是一家三口沿着村口的机耕路朝镇上而去。中间有六七里的路程，等到得镇上时，个个都满头大汗，直到每人一气吃下两杯冰镇的木莲豆腐后，那汗才稍稍地收敛了一些。

　　两杯木莲豆腐下肚后，妻收到一条微信，是她的一个在老街上开服装店的小姐妹发过来的，说有人在她店里寄放了一批糖秧托她卖，问妻要不要买一点。于是我们就到她的店里去了。

　　拿糖秧来卖的人正好也在店里，与妻也是认得的。这人是从县城东边的一个地方嫁到我们镇上来的，她娘家那边做糖秧的人家多，她的母亲得知女儿这边没有人做糖秧，觉得当中好像有点“商机”，于是就试着做了一批，放到这里来叫她卖。她说原本想卖二十块钱一份的，如果我们想买的话，就十五块一份好了。

　　糖秧一份一份装在透明的一次性饭盒里，从外面看，似乎与我们此前吃过的很不一样。我装着要买的样子，打开了一盒，果然不一样，眼前的糖秧相比于我同学家的那一种来得更精致，更诱人，更给人一种“商品”的感觉。不仅如此，就连糖秧的材料也不一样，这种糖秧看不到红豆，只有一层一层不同颜色的米粉，并且层数更多，粗一看，不像三明治蛋糕，倒更像那种“威化饼干”了。

　　我问：“这糖秧怎么没有豆呢？”

　　那人朝我笑笑，说：“有豆的也有，放在下面，但与以前的确实不一样，现在的糖秧豆放得少了，粉的品种多了。”

　　她从盒里拿出一块来指给我看：“这白色的是米粉，这红色的是加了红糖的高粱粉，这黄色的是加白糖的玉米粉，粗粮和细粮搭配，更健康，并且，味道也不像以前的那么甜。”听她说起来好像挺专业的样子，道理居然一套一套的。

　　说过后，她又从底下抽出一盒来，打开了：“你看，这就是加了豆的，但也不像以前的那么多了。”我朝她手上看去，果然在边缘的切口上看到了几粒三三两两的红赤豆的影子。最后，我们把有豆的和没豆的各买了一盒，每一盒里面有六块，够我们吃的了。

　　说到这里，细心的人也许可以看出一点类似于规律性的端倪来了，那就是，糖秧作为一种富有特色的农家小吃，是有它的时令性的，大致的时间是在中元节前后，我们当地叫作七月半。七月半是祭祖的节日，在我们周围这一带，虽然不蒸糖秧，但金团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祭祖的必须品。金团是一种不怎么有特色和风味的食物，记得我在另外一篇小文里曾经有过介绍，因此不必重复了。而至于那些做糖秧的地方，是不是向来都用糖秧来祭祖，这倒并不清楚，所以不能乱说。

　　不过，据我所知，在早年时，即使在县城东面和北面的那些地方，每年都蒸糖秧的人家也是不多的。这是因为糖秧到底比金团要高贵得多，也铺张得多，一般的人家，在七月半这样的大热天里，通常是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做这样精致的食物来吃的，能够吃上粗米粉做的金团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敢去奢望细体而糯滑的水磨米粉呢，那可是要用石磨手工磨出来的。更何况那个时候又没有冰箱，这种用米粉和红赤豆做成的小吃，只怕一个晚上也搁不住，非得现做现吃才成，有多少人家能闲到这个地步呢？

　　因此，当我看到这种被称为糖秧的小糕点的时候，依照我的这点有限的联想能力，映在脑子里的那副景象却是这样的：旧时，某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穿着上好的绸缎衣服，握着一柄绣花的团扇，衣襟上别着一块丝质的香帕，坐在朱红色的圆凳上，不荒不忙地伸出白晰如嫩笋般的纤手，翘起兰花指，用两个指尖撮起一块棱角分明的糖秧，用极其优雅的手势缓缓递到嘴边，轻轻地咬上一口，细细地品嚼，然后情不自禁地点一点头，等咽下去后，慢悠悠地吩咐身边的佣人道：“明天，再做一些吧。”

　　也许，像这样的一番臆想实在太过于缥缈和绮丽了一点，甚至有些不怀好意。然而，这实在也怪不得我，谁叫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糖秧的名声，却一直要等到这么晚才尝到了它那又香又甜的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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