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腊月二十几，母亲比平日更忙碌，带着我们姐妹把屋子院里打扫干净，过年吃的鱼肉放在院里的缸里，那就是家里的冰箱。母亲从邻居冯奶奶家借来小石磨，米在前一天泡好，一手舀了米放进石磨上的圆孔里，一手不停的摇动石磨把手，白色的米浆在两扇石磨间流淌下来，米浆用来炸年糕。母亲做的年糕表皮又酥又粘，馅料香甜，年糕炸上两盆，东家西家的送上几块，年的味道蔓延开来。

　　院里的几只白鹅悠闲的踱着步，寻着母亲扔给它们的白菜叶子不时啄上几口。母鹅留下生蛋，公鹅杀了过年吃。父亲做了决定。不知咋得，看着这几只鹅竟有些舍不得，虽然平日里难得吃上次肉，想想都流口水，而且这几个家伙并不讨人喜欢，样子笨拙，叫声也不好听。可平日里我没少给它们喂食，还让我有过守株待兔的经历。这几个家伙去河边游泳，天晚不归，母亲要我去找它们回来。在河边我捡到一枚大鸭蛋，惊喜之余每天都要去河边看看，可每次都徒劳而返。想此，它们确实有可恨之处。

　　父亲中等身材，样子魁梧，干起活来一个顶俩，脾气又火爆，在我们眼里父亲是个厉害人，可他杀鹅却下不得手，鹅在他手里不停挣扎，最终从他手里逃脱。父亲满院子追鹅，鹅扬着头，嘎嘎叫着，惊慌失措，扑扇着翅膀似要飞起来，很是让父亲费了一番功夫把它们捉住。

　　母亲十七岁做为知青来到父亲的村子，用外婆的话说母亲那时横针不知竖线，一点针线活都不会的意思。可自母亲同父亲结婚后，学会了裁剪衣服，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让城里的两个姨妈叹服的是家里的日子尽管贫寒，每年的冬天我们姐妹都有两身棉衣，过年时穿的衣服和城里卖的一样漂亮。常常到了腊月二十八九的晚上，母亲在我们都已睡下的时候还在灯下赶做我们的新衣服，常常要忙到后半夜。早上我们姐妹几个叽叽喳喳的起来，迫不及待的试穿新衣服，母亲拽拽这个女儿的衣襟，翻翻那个女儿的衣领，左右前后的看上几眼，几个女儿被她打扮的漂亮，熬的通红的眼睛满是得意与兴奋。

　　父母从进腊月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父亲那时在城里做临时工，多了些便利，能在城里买些便宜的.鱼回来。家里养了肥猪没舍得杀了吃肉，卖给猪贩子，钱做了来年的花费。村里人家杀了猪，母亲从那买几斤肉回来，父亲看着肉评价一番，怪母亲买的肉太瘦，肥些的才香，还能炖出油来炒菜用。母亲对父亲的话不服气，两人要争上几句才算完，胜者自然是母亲，母亲做饭的手艺了不得，做知青时负责给村里知青们做饭，十几个人的饭母亲一个人做。父亲当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想是看上母亲的泼辣能干娶了母亲。

　　年三十的中午饭尤为重要，要请爷爷奶奶叔叔们来家吃饭。父亲是长子，孝敬父母团结兄弟要从父亲做起，这是传统。奶奶是小脚女人，走路颤颤巍巍，脑后盘一个小纂，穿一件偏襟蓝布大袄，她比爷爷先到，问母亲有什么要帮忙的，不过一句客气话，母亲把她请到炕上坐下，急忙忙回到灶前忙碌。

　　我们小孩子是不许上桌同长辈吃饭的，帮母亲把饭菜端上桌，而后领着妹妹们去别的屋子玩耍。饭菜的香味不时飘过来，肚子饿的咕咕叫，不敢探头去看长辈吃饭，那要被母亲骂为没规矩没志气。等到长辈吃过饭，母亲喊我们过去吃饭，不能跑太急，问过长辈们吃好没有，我们才能上桌吃饭。母亲规矩多，我们只能吃自己面前的菜，筷子不许伸到别人面前的盘子里夹菜。

　　吃过饭，奶奶喊我们过去，撩开蓝布大袄的下襟，摸出四张五角纸币，依次递给我们姐妹。得了压岁钱，我们很是兴奋，母亲答应我们这钱归我们自己所有，心里盘算着买些什么才好。

　　年三十晚上要去奶奶家守岁。父亲给我们姐妹每人买了一个红灯笼，在灯笼里点上红蜡烛，一团红色的光映在黑夜里。父亲跟在我们身后，看我们小心翼翼的提着灯笼，噼啪的炮竹声里，一再提醒我们注意脚下，村里的路没有路灯，我们因为有了红灯笼兴奋的不行。

　　父亲那时每月四十元的工资，买灯笼花去四元。每天凌晨三点父亲起来从家里去城里上班，中午回到家里吃饭，多少年从未舍得吃过早饭。吃过午饭又忙着去地里干活。一分钱要攥出水来。村里日子好过我们的人家都不会舍得花费钱来给孩子买灯笼，认为那是浪费钱，可父亲有他的说法，女儿们不放鞭炮，鞭炮钱就换成灯笼，过年嘛，要让孩子们高兴。

　　初一早上，母亲早早喊我们起来，吃过早饭，打开院门，这一天家家的院门都是打开的，村里人家互相走动，串门问好，大人们会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们小孩子一个上午忙着串糖疙瘩，穿着新衣服到村里的长辈家拜年，进的门去，站在门槛边，甜甜的叫着爷爷奶奶叔叔婶婶过年好，长辈们会在盘子里抓上几块糖递给我们，多是水果硬糖，日子富裕些的会有花生酥糖。一个上午，我们走遍半个村子，裤兜里的糖满满的，我们也是满足的不行，回到家里掏出糖放在炕上，姐妹几个看谁的糖多，糖块多的人说明嘴巴甜更得长辈喜欢。

　　初二，母亲要回城里的娘家，我们姐妹跟着一起去，不用母亲喊，我们早早起来穿好衣服等母亲出发。对城里的楼房商店充满好奇，而姨妈舅舅们给的压岁钱让我们恨不能一步到外婆家才好。母亲面色忧愁，她的个性刚强，可是能带给外婆的不过两包点心一篮鸡蛋，在城里人的眼里算不得什么，平日里母亲极少回娘家，她受不了别人怜悯的目光。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母亲带我们出门做火车去外婆家。

　　车站在十里外的矿区里，那列火车是煤矿接送工人的班车，附近的村民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定点发车，我们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来去火车站。

　　进入矿区还有两里路，交错的铁轨间满是黑色煤沫，我们在铁轨旁边的小道走向站台，有时会有装满煤的火车经过，长长的车厢蜿蜒着驶向远方，呼呼的风声擦着耳际，我们站着不敢动，等火车完全通过才敢继续往前走。家里的黄狗一直跟在后面，母亲几次呵斥它回家去，听到呵斥黄狗停下来，看我们走远又飞跑过来，在我们身后尾随着，几次之后母亲不在理睬它。

　　站台上有不少附近村民乘车去城里，大家蜂蛹着上车，没有检票员，座位先到先得，母亲领着我们随人群上了车，急急地找好座位，把鸡蛋放到座位上的行李架上，才稍稍松口气。从窗户探出头看黄狗是否回家去，站台上的人都已进了车厢，黄狗在站台上扬着头走来走去。大黄，回去看家。母亲对着大黄喊，大黄看看母亲慢慢走下站台。火车开动，载着我们去城里，大黄独自回去看家。

　　农村的风俗里，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而父亲这个地道的农民却敢打破这规矩，父爱如山。

　　结婚第一年，我和丈夫在自己的新家过年。丈夫从小没了父母，几个姐妹结婚后离开家在婆家过年,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年有些冷清。因为从小没了父母，丈夫更渴望家里的人多些，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我把他的话说给父亲。第二年的腊月二十九，父亲找了熟人开车来接我们回家过年。家里什么都有，不用你们买东西，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在一块热闹，父亲对我们说。

　　出嫁的女儿到了娘家就是客，可以做到炕上和长辈们聊天，我还是喜欢跟在母亲身后忙碌，就像小时候一样。家里的日子有了好转，饭菜丰盛，父母的眉头舒展，奶奶的背弯成弓，小小的身体缩在蓝布大褂里。奶奶的一生只穿家里做的偏襟大袄。孙女们都已长大，奶奶不再撩起衣襟数手里的毛票。瘪着嘴巴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她有生男孩的秘方，婶婶一旁接上一句，您呀，就是重男轻女。奶奶笑笑不做回答。

　　九年前的腊月初七，父亲突然去世。全家人沉浸在悲痛里。我留在娘家陪母亲。母亲的脾气突然变得很坏，我做任何事都不能让她满意，时不时的骂上几句。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见到了年根。家里还没有准备过年的东西。父亲在时都是他和母亲备年货。年总要过，活着的人还要生活。三十几年里我一直做为孩子在父母身边过年。父亲离开了，年不知如何过才好。

　　腊月二十八，母亲交给我一千块钱，你去买些年货，年总要过的，家里有人去世，三年不请客不走亲戚，简单的买点就行。母亲的眼神里有悲伤与失落，让我知道没有了父亲的年再没有往年得热闹温暖。

　　父亲去世后，我依然在娘家过年，同父亲在时一样。母亲老了，每次同母亲一起置办年货，她都要征询我的意见，末了总要说上一句，你爸在时会如做，总要安慰母亲几句，让她不觉孤独。陪母亲过年，让家里的老屋有温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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