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大雁排成人字形队伍，唱着嘹亮的歌，飞向南方。树叶渐渐变黄，在风中簌簌飘落。大大小小的树的根部，好像圆规画的一样，出现一个金色的圆圈，煞是好看。不久，田间、地头、河边的枯草，也瑟瑟发抖起来。

　　母亲有心脏病。每年，冬季来临之前，我都把她接进城里住。昨天，哥哥打来电话，说母亲着了凉，心里非常难受。我赶紧请假回家。

　　母亲见了我，顿时来了精神，不但病好了，而且头上的白发似乎黑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好像浅了一些。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觉。母亲一年比一年衰老，仿佛一棵老树，虽然挂着几片绿叶，但树根已经开始枯死了。

　　“明天去城里吧。”我说。

　　“不中！”母亲说，“等呼囔埋了再走。”

　　“师老师？老了？！”我问。

　　“老了。”母亲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多好的人啊！老了。一辈子，不值！”

　　呼囔是师老师的小名，他的大名叫师若愚。师老师个子不高，身体单薄。圆脸，肤色苍白。脸上有很多雀斑，有人给他取一个绰号——喜鹊蛋。左眼角有个棠梨花，右眼睑天生有块疤瘌。

　　师老师性格倔强，不善交际。我离开老家多年，记不清什么时候和他通过电话。逢年过节回老家，偶然见他一面，也不过是不冷不热交谈几句。

　　在我心中，师老师留下的痕迹，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褪色、模糊，几近消失。

　　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已经熄灭的记忆，火苗一样霍霍燃烧起来。

　　师老师——我的启蒙老师，沿着曲折的泥泞的小路，蹒跚着走进我的视野。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在老家盖了两间里生外熟（里面是土坯，外面是青砖）的堂屋。我家结束租房居住的生活，搬到老家。其实啊，那时候搬到老家的只有我和母亲。父亲在县立第四高级中学上班，哥哥、姐姐在完全小学读书。他们仍然生活在人民公社所在地的沙滩村。我老家离沙滩村大约五里地。

　　我老家是个很小的村子。五个姓——两个大姓，三个小姓。全村的人口还没有沙滩村的一个生产队多。村里没有学校，村支书把大队的两间旧房子腾出来，让上过高中的，患有痨病，不能干重活的师若愚当老师，办了一所学校。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个班级。学生的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有的读一年级，有的读二年级，有的读三年级。要读四年级，就必须去三里外的大村子。

　　我是唯一的读一年级的学生。师老师教我读写“大、小、多、少；人、手、足、口、耳、目；日、月、山、石、水、土”等。父亲见我会写这么多字，高兴得好像当了二品官，逢人便夸师老师了不起。

　　母亲说：“二小真有出息，比我强，我就会写‘文化’这两个字。”

　　我高兴得好像半晌偷吃一个剩窝头一样。我是文化人啦！我偷偷地去河里洗澡，故意把红云侄女的荆条篮踩扁，晌午头用手捂着头，赤着脚，踩着滚烫的沙土跟着大将们——比我大的男孩子，去捉麻知了，等等，也许就不会叫母亲责骂了。

　　我是文化人啦！我是文化人啦！文化人在村里就是有地位。

　　但是——

　　我讨厌师老师。

　　一天，师老师让我站起来背书。我不会，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挠脖子，搓脖子上的黑灰，还咬衣裳角，流着鼻涕掉眼泪。

　　同学们的笑声一阵比一阵响亮，似乎能压过桐树林里的麻知了的鸣叫声，似乎能压过村里的高音喇叭里的村支书的骂人声，似乎能压过纺花车飞机的轰鸣声。

　　我的脸红得好像猴子的屁股，比我大五岁的枣花侄女手舞足蹈地说。

　　我明白自己出了丑，丢了人，给人留下了话把儿，一连多少天心里乌云密布。

　　班里的大同学，见我就嘲笑我，模仿我，欺负我。

　　甚至，到现在，我回到老家，我的铁杆们还在饭桌上重温旧事呢！

　　从此，我走路直不起腰，不敢见人，不想上学。

　　我讨厌师老师。

　　村支书的儿子高升比我大三岁。吃的比我好，个子足足比我高半头。他在班里经常欺负人——连岁数比他大的，个头比他高的，也敢欺负。

　　高升打我一拳。我骂他一句。他恼了，把我摔倒，屁股坐着我的肚子打我的耳光。我拼命反抗，无济于事。高升玩腻了，放了我。我爬起来，踢了高升一脚。恰好，师老师看见了。要惩罚我。我说出原因，师老师说：“两个人发生矛盾，都有错误，都要惩罚。”

　　师老师用笤帚疙瘩打我和高升的屁股。打我的时候，狠狠打；打高升的时候，轻轻落。我心里很不平，但是不敢吭气。

　　我向母亲诉苦。母亲说：“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爷，你不能跟村支书的儿子比。”

　　“啥爷？论街坊辈儿，村支书还给我叫叔呢！”我说。

　　“你不懂！”母亲说，“以后，高升在哪，你别在哪。不要老虎头上蹭痒。要尊敬师老师。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啥父子？论街坊辈儿，他给我叫爷呢！”我想。

　　我讨厌师老师。

　　同学嘟噜说：“雷锋有啥了不起。”

　　有个同学向师老师报告。师老师说：“了不得！这是阶级斗争问题。”

　　我班开嘟噜的批斗会。村支书来了，民兵营长来了，妇女主任来了，五保户打不烂也来了。

　　嘟噜站在讲台上作检讨。“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恶毒攻击雷锋叔叔，我是恶霸地主的狗崽子……”

　　嘟噜反反复复地说这几句话。他低着头，弯着腰，泪水和鼻涕滴在讲台上，绽开几朵漂亮的鲜花。

　　“打到张保安！”张保安是嘟噜的大名。

　　“打到小嘟噜！”

　　同学们的口号声如同大年初一拉火鞭，把教室震得乱掉泥皮。

　　嘟噜家三代贫农。村支书说，光批评教育，不开除。

　　如果嘟噜的父母是五类分子，嘟噜一定得滚蛋。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村和另外两个小村共建一所学校。学校在三个村中最大的那个村。我村的学生搬到大村上学。

　　学校招一年级。我从一年级开始上，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都上一年级。

　　师老师是主任，管理整个学校。他教全校的算术，有时也替我们的语文老师教语文。

　　我校的同学挨了师主任的批评，找个地方，画一只王八，旁边写两个字：呼囔。绝大部分同学不会写这两个字，只好写拼音“hunang”。

　　不久，公社教办室派来一位公办教师当主任。师老师又由主任变成教师。

　　师老师找不到对象。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哑巴。哑巴没爹没娘，哥哥讨厌，嫂子嫌弃。她人长得秀气，穿得也干净。见了师老师点点头，笑了笑，脸一红，低头玩辫梢。

　　师老师也同意，两人结了婚。

　　我升入初中，师老师任我们班的数学老师。

　　师老师是全公社公认的教的最好的数学老师。听师老师讲课，如同老人们听常香玉唱戏。

　　师老师讲课，重点突出，深入浅出，清晰透彻，幽默风趣。声音抑扬顿挫，表情富于变化，动作有时有些夸张。同学们笑眯眯地听课，听到水落石出之处，往往放声大笑一阵。师老师也禁不住放声大笑。

　　教室沉浸在笑的海洋之中，仿佛，整个世界，几千年历史，都在这个小小的教室里装着；好像，东方的太阳，天上的星斗，都归这个小小的教室指挥。

　　师老师讲课喷唾沫。讲到得意之处，唾沫如同下雨一样。

　　师老师一身粉笔末。教科书上，教具上，也有。

　　师老师有痨病。说话快了，声音高了，情绪激动了，心情舒畅了，就喘不过气来。

　　我坐在第一排。天天沐浴唾沫，吸入粉笔末，欣赏刮大风。我喜欢听师老师讲课，讨厌他站在我面前。

　　上初二的时候，公社砍初中。我校初中没有了，只剩下小学。

　　我到临近公社的初中上学。师老师又开始教小学。

　　我到县一中读书，师老师教小学。我在大学读书，师老师教小学。我在县城上班，师老师还教小学。

　　师老师一直是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转正那些年，师老师的心里点燃一只希望的火把。他的笑容好像春天的阳光，腰杆仿佛笔直的青松，皱纹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就连他的哮喘，也宛如一缕青烟，慢慢消失了。

　　但是，他有痨病，体检不过关。

　　开始，按教学成绩评选，他是全乡第一名。因为身体，他没有转正。

　　后来，按考试成绩排队，他是全乡第一名，因为身体，他没有转正。

　　每次考试他都参加，每次都是全乡第一名，每次都遗憾落选。

　　好心人说，花钱过关吧。他不花钱——他没有钱啊！

　　他仍然是一名民办小学教师。

　　村里的人当着他的面，有几个叫他的大名若愚的。背地里，没有一个人提起他不叫小名呼囔的。

　　学生们没事逗乐，或者挨了批评，都拿他的小名开涮——

　　“呼呼囔，呼呼囔，呼囔，呼囔，呼呼囔。”形容某同学吃饭。

　　“说呼囔，道呼囔，呼囔脱个赤脊梁。”讲述师老师在地里干活。

　　“呼囔哩头，像皮球，呼囔哩眼，像鸡蛋，呼囔哩大象鼻子顶海碗，呼囔哩扁扁嘴巴是个打气管。”描写师老师的相貌和哮喘。

　　师老师的几根白发可怜巴巴地趴在头顶。脸上刀劈一般的皱纹纵横交错，如同大大小小的壕沟。一年比一年凶的哮喘，活像赶不走的死灰色的灵魂雾霾。

　　师老师，我乡唯一没有转正的民办老师，仍然弯着腰，戴着老花镜，喘着带哨音的粗气，当他的孩子王。

　　有人说，师老师有病，传染给孩子坏大事，辞退他吧。

　　师老师家的三间低矮的瓦房有几处宽宽的长长的裂缝。地里的庄稼，在高大翠绿的野草的阴影中唉声叹气。

　　师老师的哑巴媳妇，身患癌症，已经死去多年了。

　　乡教办室说：“师老师太可怜！叫他做勤杂工吧。”

　　秋风如泣，秋叶似诉。洁白的月光透过房顶上的几个窟窿，给砖漫地涂上一层西天福地的神圣。摇曳的树枝，在十分破旧的木大床前，素描一幅如梦似幻的'山水画。

　　师老师脸色苍白，呼吸如同冬天的北风。他好像听到檩条的轻微的断裂声，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一口漆黑的深井里，似乎闻到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他想坐起来，但是身体软得好像面条一样。他坚持抵抗一阵，慢慢地闭上眼睛。

　　一声巨响，把村里的狗吓得不敢出声。栖息的鸟，飞出鸟巢，仓皇逃命。剽悍的庄稼汉子，打开铁大门，露出惊愕的表情。

　　师老师的房子倒塌了。师老师埋在废墟中。

　　师老师——老了，如同一片彩云，消失在蓝天深处。

　　整个村子伤心落泪，整个村子热血沸腾，整个村子把扶危济困写在脸上、腿上。

　　村里的狗不跑不叫，树上的鸟低头默哀，那条通向外面的世界的笔直的大路，闪烁金色的光芒。

　　一张方桌放在十字街口，上面的捐款箱露出少女般美丽而温柔的微笑。

　　每家每户都捐了钱。在外面当领导的、做生意的、打工的等，也把一份爱心融进村子的温暖的阳光中。

　　全村六、七百口人走出家门，送师老师上路。二十多位身强体壮的师老师的学生，抬着仪杠。他们抬的不是仪杠，是一眼温泉，一座青山，一轮红日，一座神庙。

　　哭声连成一片，汇成天空的霹雳，地上的旋风，河里的浪花，海角的回声。

　　母亲拄着拐杖，在人群的后面向师老师的坟地跋涉。她飘散的白发，拉弯的脊梁，踉跄的脚步，追逐一个古老而崭新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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