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被服厂的对面，曾经是个茶馆───老家唯一的一家茶馆。

　　儿时的印象大多模糊，唯有此地记忆犹新。一开始也就是个茶摊，炎热的夏季，在门口摆上一张方桌，几个粗瓷大碗，茶一定是劣质的，不必细细品尝，一口气干到底才符合“大碗茶”的称号。按理来说，茶摊应该摆在一棵绿荫如盖的大树下───老槐或者古榆，既能解渴又可乘凉。但这些都没有，只是阳光下普普通通一张方桌，就招徕了不少客人的驻足。

　　茶简单，价格便也低廉───1毛钱，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消费者。所以一向节俭的祖父也会光顾这里，但他喝大碗茶不只是为了解渴，更像是从掏出1毛钱的行动上来向别人或者自己证明一下：生活好了。退休后的祖父的生活压力确实不大，因此也领我去喝过两回大碗茶，那种略带苦涩的味道后来成了伴随我读书写字的茶香，对茶的喜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上小学时，有时会故意绕两分钟路来看看这张方桌，看看碗里淡淡的茶色，或者看看客人喝茶的模样。终于有一天，我带着点诚惶诚恐掏出了1毛钱，平生第一次在没有大人陪伴下花了钱，那一碗茶我是用双手捧起来的，往嘴边送的时候小心翼翼，生怕溢出来。

　　来喝茶的人多了，茶摊的主人也便生出了财意，因地制宜把房屋修整一番，把门前方桌撤掉，改成了在室内的大桌子上喝茶，他本人也因此而有了众所周知的名字：林茶馆。大碗茶登堂入室，身价涨了，客人们却相对少了。生意总会推动人的智慧，林茶馆又去外地请来评书艺人，惊堂木在茶馆里敲响的第一下，就惊动了一批热衷于收音机里的评书迷们。回想起来，那确实是个评书的时代，刘兰芳，单田芳凭着声音就倾倒了亿万观众；《薛刚反唐》《杨家将》《岳飞传》……在神州大地荡气回肠。到茶馆讲评书的艺人们头脑聪明，他们不拘泥于这些听众们耳熟能详的名家名段，更多的时候是在讲这些段子的“续集”。这种创新着实吸引了很多人，于是他们不再计较大碗茶的改头换面，三毛钱一段评书，两毛钱一壶茶管喝管添，茶馆里人头攒动，经常人满为患。

　　祖父也成了常客之一，高兴的时候还捎带着我，去过过茶瘾和评书瘾。每讲到关键时刻，说书人总会“啪”地一拍惊堂木：下回再说！这叫卖个关子，听众们如果觉得不过瘾，就会央求茶馆主人加一段，这样再交上一毛钱，听到日落西山方回家去吃饭。很多年后我懂了，这样的关子就是悬念，作用就是吸引读者的兴趣，想想我在写故事的时候能将悬念手法运用自如，不知道是不是从听评书起就受到了熏陶。

　　茶馆的艺人总是流水般换来换去，水平有高有低，生意也有起有落，真正大红大紫过的评书艺人是位年轻的女子。她的眉眼早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长得很白，一身红色的旗袍着实映红了小镇的半边天。我的记忆中，小镇上当时还没有穿旗袍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只知道从大腿那开着气，女艺人坐下来的那一刹那总会撩一下旗袍，那耀眼的白色肌肤便在那一刻弥漫到茶馆里的所有空气中。

　　女艺人神态潇洒，声音有一种铿锵起伏的美感，现场的掌声不断，“再加一段”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林茶馆的生意也在她的口齿下达到了顶峰。但仿佛不是所有人都是奔着评书来的，茶馆里陆续来了些年轻的生面孔，他们总是抢在第一排，有的还在女艺人撩旗袍时吹着口哨，茶馆里素有的安静被打破了。而我的评书瘾也在那个午后永远地划上了句号，女艺人那天讲的是《呼家将后传》，“杨文广一看对面的女将，心想大哥呼延庆一世英雄，怎么就死在她手中？他本想挺枪就刺，可他枪法绝招是一刺胸口二刺肚脐，这怎么能刺得下去呢？”那几年茶馆里的评书五花八门，基本上全都忘记了，唯有这一段记得真记得牢，就是因为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刺下去？后来长大了才算明白了，只是我依然迷惑，杨文广是自恃良将身份不好意思往女将关键部位刺，还是出于怜香惜玉不忍下手呢？那个呼延庆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也是因为更加怜香惜玉而死的呢？这一切都已经无法考证，因为茶馆被封了，女艺人走了，据说是有伤风化。那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封闭落后的边陲小镇却仍然容不下那身大红旗袍，更容不下那一撩的风情。

　　从那以后，茶馆再也没有开起来，前些年有人租了茶馆唱过几天二人转，也草草收场了。偶尔回家乡，路过那的时候总不想抬头，但是即便是低着头，我也能看到残垣败瓦。不由自主地，每每想起《京华烟云》的主题曲：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最繁华时总是最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