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不老，其实也就比我大两岁，我大学时高我一届的学长。曾经我一度认为老高有病。

　　第一次见老高，是大学开学的第一天。我一个人去文学院报道，伸手递过填好的表格，接手的，正是老高。

　　“韩，彬。”老高接过表格，似笑非笑、阴阳怪气地念道。

　　“不好意思，那个字是念shan。”我毫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

　　“哦？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啊……”对方大笑。

　　“这人有病，如此无礼！”我在心里想着。

　　开学不久，学生社团招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校报记者团。进去后才知道，老高是下一届的预备团长。

　　“同志们，同学们，记者是神圣的，光荣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们要牢记自己的职责，和黑暗做斗争！”第一次开会，老高在台上慷慨激昂。

　　“这人，没毛病吧？整得跟阶级斗争一样。” 身边有人小声嘀咕。

　　跟老高相处越久，越来越觉得他有病。

　　社团第一次出游，我们去了一个原生态的村庄。老高放弃了平坦的大道，选的是一条少有人烟的小路，怕出事，我们极力反对，老高却美其名曰：记者，要有探索精神。结果，因为这个探索，那天的路，我们走的心惊胆战。跋山涉水、穿石洞，更惊险的是老高带领我们走的那条夹在半山腰里的堤坝：山下是河，堤坝的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水渠，一不小心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学校校报一直由记者团负责，老高把这份报纸当成了战场，带着我们调查采访、做访谈；对于报纸，老高采用正规报社的制度，设立编辑委员会、定期召开评报会议；课外，老高还带着我们做活动，找商家拉活动赞助。学校的所有社团里，记者团是最累的。

　　私底下，不少学生抱怨：“这人，有毛病，干嘛要活那么累？”

　　大学几年，我跟老高是同事也是朋友。闲暇的时候我们经常在学校里散步、聊天。

　　老高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政治家，扫除社会的败类。”

　　老高说完，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有，病，短期之内不可能！”

　　说实话，老高有这样的理想我还是挺震惊的，可是，隐隐约约地又有一丝担心。

　　毕业之后，别的学长学姐都在忙着找工作，而老高却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去看他，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一床、一椅、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我走到书柜前，只见书柜里赫然摆着一本厚厚的《资本论》，除此之外，是一些政治、经济等我看不懂的书籍。

　　老高说，他要考研，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我的目光却落在老高的床上：床上仅有一条薄薄的被子。时值隆冬，我浑身上下全副武装，而在这个屋子里我还是觉得寒气逼人。

　　“你晚上怎么睡觉啊？这么冷……”看着老高空荡荡的房间，我很难受。而老高却“呵呵”一笑，接着说道：“我这叫，精神自赎。艰苦的环境能磨练人的意志！”

　　“你毛病啊你！”我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却没有了骂他的力气。

　　那天，老高送我们离开，漫天飘雪。走在路上，我给老高说：“老高，你还是现实点吧，毕竟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你还要吃饭，未来还要结婚，要养家，去找个合适你的工作好好上班吧！”老高没有说话，只是仰起头，迎接着飞舞的雪花。

　　再后来，我毕业，离开焦作到省城上班，跟老高的联系越来越少。只知道他进了一家投资公司，做理财顾问，而且做的还不错，那个时候，我以为老高想通了，现实了。然而，我错了。

　　毕业4年，我在省城渐渐安家，工作，这天，打开电脑，忽然收到老高的一条消息：妹子，有空来黑龙江吧！

　　我猛地一惊，老高乐呵呵地说到：妹子，我考上研究生了。他说，他还记得当初的理想。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老高没病，我们有病。这么多年了，有谁还记得当初的理想呢？而老高却一直都记得，并且，一直都在努力，从不曾忘记。

　　其实，现在回头想想，我该感谢老高，是他教会了我勇气，让我学会承担。若不是当年他逼着我做很多我不敢做的事，或许到现在，我还是当初刚进大学里那个怯懦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