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读书的年龄，我非常用功。这是有原因的。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总是总习惯用指头戳着我的额头，嗔怒又怜爱地说：“你这个小东西的命呀，是三个命堆哈的！”母亲说的，是在我碎姐之前，溺死过两个姐姐的事情。她下手重，我也就更能体会到她说话的分量。

　　我开始并不愿意听她这个话，我听了这个话，总觉的仿佛自己成了一个罪人，痛苦懊恼之余，既想反抗又无从反抗。她总是这么说。她一次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一定是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被父亲溺死的另外两个孩子。我能感受到她这样说的时候，对我的一种爱恨交织的幽怨，对自己做母亲的无奈和自责，对命运无常的无奈和反抗，那是种说不清的感情。面对自己孩子的命运，做母亲的自然是心疼，却又救不了他们。这是那个时代的事儿，也由不得谁。

　　在这样天长日久的耳提面命之下，六岁上学后，我就能理解母亲的痛苦了。我想，我不是一个命，我要对得起三个人的命，所以一定要好好读书。

　　父亲对我虽然很溺爱，但在读书问题上，却又是很坚决很严厉。

　　父亲写的一手好字。我家有个两个抽屉的桌子，父亲经常在上面练习书法。大约五岁半，我还没去上学的时候，父亲就亲自教我练习写字，练字成了我痛苦又幸福的记忆。农村冬天极冷，手都冻得僵了，而写字的手又是翘起来的，经常是翘成那个样子想变也变不回去了。

　　第一次写字，父亲让我坐在他常坐的靠背椅子上。我小心地爬上去，椅子靠背上有着雕工精细的花纹，很高大，我一时觉得自己也高大起来。那是一种很神奇、很神圣的感觉，那种感觉让我记忆犹新，身在此处，却又心神飘荡，喜悦与庄重、虔诚与得意交织在一起。这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大约是因为冥冥之中对文化文字的景仰。而这景仰来自哪里?应该来自于父亲，更来自于尊重知识、读书至上的传统文化。

　　父亲很细心。他将草纸和哥哥们带回来的报纸，整整齐齐地裁成十六开大小，在上面画上直线，于是凌乱的纸张变成了规整的方格习字纸。在父亲心目中，传统的东西，比如毛笔字要写好，写好字才能考功名。父亲不止一次严厉地说，好好练字！字写不好，连考功名的条件都没有！他每天晚上坚持教我写字。每晚写二十个字，横着五格，竖着四格。我先写大字，写完后又在空白处插入小字。父亲就这样教会了我敬字惜纸。这样坚持了一年。虽然这一年练习写字的要求不是很严格，但童子功的基础却是相当扎实的。

　　六岁的时候我就正式上学了。

　　我们村的小学设在一个庙里，庙是村里的老庙。当时，学校不叫学校，读书也不叫读书。我们不说“去读书”，也不说“去上学”，而是说“到庙上去”。上一年级的时候，学生没有桌子，写字的桌子，是几个土台子；写字坐的凳子，也是土台子。虽然满眼满身全是土。但我只当自己是一个认真的小学生，虔诚又满足。

　　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如此良好的感觉。尤其是女学生。当时上学有些女同学年龄已经很大了，大概有十四五岁。一年级没上完，第二年突然就出嫁了，第二年要上二年级的时候，突然看到她在村上抱着娃走着，神态凛然，俨然是回娘家来了。这些女孩子们在学龄阶段可能要帮着带弟弟妹妹，或者其他条件不具备，没有学可上，到有条件上学的时候，人已经大了，甚至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我当时旁边坐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女孩。她书没有我读的好，却潜移默化拥有了一些做母亲和姐姐的禀赋，总是想管我。大女孩老是管我，我却不喜欢她的关心。那关心里有一些自上而下、不由分说的胁迫，还有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尴尬。

　　当时附近的农村有种海棠叶子，这叶子生长在池塘边，吸足了水分，油光发亮，一尘不染。因为叶片很宽很绿，又肥又厚，也颇经得起揉搓。我们附近村里勤劳、贤惠的主妇，总是将海棠叶子铺在胡几灶台上，相当于现在装饰性的台布。灶台铺上油光油光的海棠叶子，显得干净整洁，端庄持重，却又不傲娇奢华，好似村里那些回门的新嫁娘。

　　那个大女孩仗着自己年龄大，体格大，每当看到我身上有土的时候，不由分说把我拉出去，手里拿着海棠叶子，啪啪啪地连扫带拍，用叶子帮我扫土。这时候，其他同学们就开始笑我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那么大，一个这么小，却又是同班同学，那种不协调，那种反差，作为一个小男孩，让我非常难为情。在同学的嘲笑声中，我窘迫万分，不由将这一切迁怒于她，进而反感她。而她似乎浑然不觉，或者是宽容了原谅了我的反感。

　　她每天要把海棠叶子铺在学习的土台子上，又擦得干干净净的，这显然是在无意识地演习一个家庭主妇的美德。而我坐的土台子，写字学习的土台子，也无功而受禄，承此恩惠。但我依然并不领情。因为我竭力反对她的帮忙和管制，所以我在的时候，她不帮我擦。可一旦我不在，她就反客为主，神态自若地帮我铺海棠叶子，再把海棠叶子擦得干干净净。后来的一些日子，在其他班里学习的碎姐，不知道是长大了无师自通，还是受了这个大女孩的启发，也来和她一起帮我铺台子，擦叶子，经常忙得不亦乐乎。

　　较大的女同学在学校对我的照顾，在幼时我非但不感激，反而有种恼怒。成长中的我，总觉得她们在管着我，把我当小孩子看。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渐渐明白，这都是她们的善良，她们的勤劳，她们习惯去关怀幼小的人，习惯尽力使不整洁的事物变得整洁体面些，她们一厢情愿的帮助哪怕不被理解，也丝毫妨碍不了她们的热情。这一切，都对我后来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不枉父亲的精心教育，刚上学的我，在学校年龄虽然最小，毛笔字却明显比其他孩子写得好。我写的毛笔字作业，总是被挂在教室后面，上面画满老师的红圈圈。二十个字二十个红圈圈，每个圈圈就像一个眼睛，看的我内心溢满骄傲。和我一起上学的碎姐不擅长念书，四年级就退学了。读书的事情，是天生造化么？后天教习么？个中缘由不一而足，说不清。但村里人总爱说，谁天生就是读书的料，谁天生不是读书的料。

　　父亲看我毛笔字写得好，又爱读书，就想继续培养我，鼓励我。父亲的奖品是一种糖。过去乡村没有洋糖，只有平时走街串巷的货郎出售一种胶糖。这胶糖可以用钱买，但大多是用废铁烂鞋换。胶糖黑色，由糜子熬制而成，用刀子分割成一块块麻将大的长方形方块儿。胶糖虽陋，但在那时都是很奢侈的。父亲有个枕匣，一般不让人动，枕匣里面就放着胶糖。晚上布置写的毛笔字，我如果写得好，父亲高兴了，就拿出糖说，幺儿，过来。

　　哈，父亲哈出一口热气，胶糖表面变软，有些粘了。父亲快速地将有了粘性的胶糖一巴掌粘在我的额头上。我的额头，包括我整个的人就被这一哈一拍的动作幸福地麻醉了。然而我是舍不得吃的，我只是顶着它，心满意足地去睡觉了。额头上粘了胶糖的我，就睡在父亲身旁。父亲的肩膀很宽，好像一道遮挡寒冷的墙。胶糖的味道从额头润遍全身，我睡得很踏实，很甜蜜。

　　第二天我依然舍不得吃这个糖，依然将糖顶在头顶上。上小学的路程，就走得轻快。庙上的老师和父亲很熟，看到我额头上的胶糖，似乎猜到了几分，带着一些赞许和欣赏，低着头、轻柔地、微笑地问：“得是——昨晚——的字——写得好？”面对老师的关心，我骄傲地头一抬，却不说话，径直走进去，开始读书了。

　　读书写字之初的时光就是在寒冷的老屋和在村里的庙上度过的。虽然条件简陋，但父亲是这般庄重，老师又这般看重，使我深深知道，读书写字的事情，不可以狎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