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晴空划过一道闪电。

　　那一年，父亲所在的村办企业倒闭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虽未将家中的米缸掏空，却将喷香的米饭变得无味。

　　狭小的厨房兼餐厅，炉灶中的余火渐渐成灰，灶上水壶中开水沸腾的咕噜声越来越细。橘黄色的灯光下，八仙桌旁，父亲母亲静坐无言，只有年幼的没心没肺的我依旧大口大口吞咽着饭菜。

　　“妈，你们怎么不吃呀？都凉了。”我不解地看着身旁本应有说有笑的两个最亲的亲人。

　　“浩，妈和阿爹不饿，你自己吃，乖。”母亲用无力却平静的声音回应着我稚嫩而疑惑的眼神。

　　那天起，我在脑海里刻录下那一年。

　　那一年，曾经是村办企业厂长的父亲再也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那一年，再也没有听到有人喊“杨厂长”，因为家里根本就再也没有来过客人。父亲说：“以前的那些都不是阿爹的朋友，而是‘杨厂长’的朋友。”

　　那一年，父亲每天早晨扛着锄头上山，傍晚时才灰头土脸的回来，带回一些花木在院里种下，然后指着其中一棵告诉我：“儿子，瞧瞧，这个能卖好几十啊。”他还说：“还是花木好！”

　　那一年，家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爱吃的雪糕，墙角的电冰箱也拔去了插头。冻不起，更没什么可冻的了。

　　那一年，父母会时而发生口角了。有一天正在吃午饭，母亲突然将一个盘子狠狠地摔碎，哭着冲父亲吼道：“明天，你去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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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不再是曾经的样子。

　　一天，母亲累了，病了。她躺在床上，面容憔悴地告诉我：“浩，妈胃疼。”

　　我把小手放在母亲的肚子上使劲地揉搓着，不停地告诉母亲：“妈，不疼了，不疼了。妈妈乖，不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父亲，“妈，阿爹就回来了，阿爹回来就好了。”

　　我立在门前盼父亲。父亲丢掉挖来的花木和肩上的锄头。父亲背起母亲焦躁地往村卫生室赶去，嘴里不停的念着“熬一熬，熬一熬……”

　　还好，母亲没事。母亲累了，或许母亲还能够承受清贫的日子，但她的胃已经无法坚持了。

　　那晚，父亲在卫生所附近一个相识的屠夫那儿借了两百元钱去付医药费，还佘了一个猪肚，说亲自下厨，说给母亲做点好的。

　　那晚，母亲躺在床上，父亲趴在床沿，我依偎在父亲怀里。

　　第二天，父亲起了大早，给我和母亲准备完早饭便出门了。穿着他能找到的最破烂的衣服，带着一副厚实的橡胶手套。

　　父亲来到村里的砖厂，找到了他曾经的生意伙伴。

　　“王老板，能不能在你的窑厂上打点零工？”

　　从此，父亲每天都会出现在烈日曝晒下的窑厂晒场上，和一群外地来的贫穷打工者一起装卸红砖。

　　慢慢的，父亲黑了、瘦了、手上的老茧再也褪不掉了。但至少，我们终结了隔三差五靠人接济的生活。每天晚上，不论多晚，父亲总会疲惫却带着笑容赶回家来，与坐在桌旁等着他的母亲和我一起吃晚饭。而且每次都带着三四十元现金，这预示着明天不会挨饿，预示着明天的明天值得期待。

　　有一回，父亲回来时从口袋里掏出六十多元。他开心的告诉我和母亲“今天买砖的人多，活也多，我力气大、速度快，一个人就装了好几车，整个晒场上我赚的最多了。”

　　父亲捶了捶自己的腰，“哎呦，吃力的狠。来，儿子，帮我捶捶。”

　　“还是我来吧，他哪里有劲。”母亲笑着，哭着。

　　“不要紧的，让他来，他可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可是我们的动力和支柱啊”，父亲说着便拉我过去。

　　摸着父亲宽厚的脊背，我发现搬砖几个月来，父亲的腰越来越硬了。是的，父亲的腰，越来越硬了！

　　此后三年，每次放学回家经过那个砖厂，我都会忍不住搜索父亲的身影，那个在烈日底下不停的弯下又站起的父亲的身影。小小的我，盼着，等着，也慢慢懂得：

　　父亲的脊梁，弯下去，是因为承载更多。

　　父亲的脊梁，挺起来，它越发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