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5月12日，遽然得悉魏公已去，瞬楞，疑惑，电话魏公同事，确是，眼湿。魏公已去20多天，然我一无所知，歉疚之情唯有仰天嗟叹！

　　魏公霞儒，原县物价局长，其与我，恩公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基层供销社挣扎着，有一天命运造化到人事局吴礼平同学处看到“以工代干”可以转干的文件，我问我可以吗？吴说，你其他条件都行，但转干对象是“全民身份”你是“大集体”，恐怕不行。不过做过不错过，到县社去问问。百分之一的希望尽百分之百努力，我赶到县供销社，一位副主任答复倒中肯，这哪临到你？我怅然。返身来到县物价局，魏公恰在，我直截了当的说：魏局长，你不是一直对我感到惋惜吗?这次有“转干”机会，你要帮我。魏公了解下大致情况没有半点犹豫的说：你在这等一下。他外出了，约莫不到半小时，回来了，兴冲冲的告诉我：***，作为破格，供销社三个名额首先确定你占一个名额。“大集体身份”，让我背负的沉重枷锁，就这么轻易而解了！乌拉！我心底里蹦出的呼喊。原来他到人事局去了，与人事局李其云局长、供销社陈大怀主任共同商定我为“破格转干”。

　　改革开放之前人的身份是分三六九等的，仅职工身份就分出“小集体”、“大集体”、“全民”、“干部”等等，这些身份一旦确定，基本上又是终身所负。而这身份的确定大都又是与你的家庭成分紧密相关。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只能是“小集体”、“大集体”，我这地主孙子自不能幸免，得了一个大集体身份已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了。然，就是这个“大集体”让我失去了多少次调离基层的机会，让我受了多少轻蔑和歧视。当然总体上说，我还是幸运的，我是“大集体”借调到供销社的，且还是“行管人员”，尤其我上函授自学的费用都给报销了，对供销社我是心存感激的。

　　身份问题解决了，我很快就调进了城，然恰在其时又开始技术职称评定，我要求申报中级职称，到供销社，供销社说你调离了我怎么可能把一个中级名额给你。到商业局，商业说你刚调来我怎么可能将一个中级名额给你。都有道理。奈何，我又去找魏公。魏公说，你先自己找一下分管的黄副县长，然后我再给你说话。吴礼平带我找到了黄副县长，结果，我越过了“员”、“助理”两个级别，破格评定为中级职称。

　　我的两个“破格”均得力于魏公的相荐，能不谓之“恩公”。且魏公未见我一支香烟，未啖我一杯小酒。

　　魏公高瘦清爽，为人办事干净利落，率性直爽。他不抽烟，他的局里是无人抽烟的，不是不敢抽烟，而是抽烟的他压根不要。据说他局里的人字都写得好，因为他自己字写得好。那次他到我所在供销社检查物价，我本着“各为其主”与他争辩了几句，他甚为恼火，好在他的副手汪局长为我圆场。

　　上世纪的九五年，他患上胃癌，立即手术，二十多年，相安无事。

　　魏公原本是不认识我的，魏公对我的了解还要源于省价格研究所关盛宏所长对我的关注，他到庐江在魏公处打探我，由是魏公才知道乡下有个我。而关老师我也仅见过两次面，第一次礼节性打个招呼，他正忙着。第二次我就“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向他进行较为深入的讨教，也许这一次给他留下较好的印象，据说，他到庐江来是要调我去他那的。当然，因“大集体”未成。我是事后知道的，那时关老师退了，我只能借此向关老师道一声谢。

　　得知噩耗的第二天，细雨裹着哀思飘飘洒洒，我到魏公的家，其子魏生拿出父亲的遗书，遗书写在两页练习本的纸上，字迹清隽未有丝毫二十多天没有进食的衰暮之象，遗书里将生前两天分别要见的人交代得清清楚楚，第三天没有交代任何事，他走了。显然魏公是自知去日的。遗书，尤其最后的“出发”两字，活化了魏公潇洒干练的生平精神。

　　今年是魏公在那边过的第一个清明，谨以此文祭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