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有没有捡到我的两一毛一钱？

　　我丢一了两一毛一钱，是纸币，53年版的，绿色，正面是个火车头，呜呜地喷气的那种。请问，你有没有看见？

　　你问我在哪里丢的？我也不清晰楚；我要是知道的话，该又不会丢一了。从张岗到大公社八里路，我记得走到文岗时钱还在。当时，我张开手看了的，手心攥得冒汗了，钱好好地卷成一个小卷，当时还在呢。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两一毛一钱？有没有听说别人捡到了两一毛一钱？

　　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零花钱啊！

　　我竟然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就把它弄丢一了！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大约七八岁的样子。那时候，农村穷，父母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我们四个孩子，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勤扒苦做，工分钱连全家人的口粮都买不回来。所以，除了每学期一块五一毛一钱的学杂费，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钱。尽管学杂费也只能在课本中夹五分钟的路程。

　　就是学杂费吧，也总是经过一番周折才能拿到手的。

　　我的父亲是出了名的铁面人，在我们面前不苟言笑，非常严肃；不止严肃，而且严厉，对我们称得上是“高标准严要求”，犯错了，那对不起，轻则呵斥，重则打屁一股，甚至罚跪。他信奉中国古训“棒打出孝子”。话说远了。总之，我很怕我的父亲，从不敢主动和他说话，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哪怕是诸如交学费之类万分合理的要求。

　　每个学期开学时，大多数学生都是不可能交齐学杂费的。学校也深知农家的情况。学校的老师除了从城里学校“犯了错误”贬下来了，家也都在农村，教完书还得回家帮父母妻子干农活。甚至有一种叫民办教师的，也和农民一样没有工资，只记工分。所以，老师往往会宽限一段时间才向学生催要。等到学校催要欠款的时间，我回家也不敢直接对父亲讲。只和往常一样帮母亲做家务，和往常一样吃饭，只是显得更加沉默。吃过饭，却不急着上学，而是一反常态，耷一拉着脑袋，站在屋檐底下，鞋底在土上来回地蹭。一边斜眼窥视着门口，等着被父亲呵斥。

　　出门上工或者上厕所回来时，他看见了我，立即板起脸孔，厉声呵斥道：“这么晚了，咋还不去上学？！”

　　这时候，我才有机会小声嗫嚅道：“老师说，不交钱，就不让上学了……”

　　“咋不早说？！”父亲一边斥责我，一边从屁一股口袋里掏出一支黑色的皮夹子。那时的农村人一大约很少有他那样的钱包。我没有看见村里有别人用过；后来长大了，看小说和电一影里，农村人仅有的几张皱巴巴的零钞大都是用纸或布，好一点的是用手绢，一层层包裹起来的。但我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而且极高傲极时尚极爱面子，所以会拥有那样一件让人眼红的奢侈品。

　　父亲从他那少得可怜的家当中，取出一张1元和一张5一毛一，递给我，还再三叮嘱：“快去上学！不准弄掉了噢！”

　　我把钞票小心地夹进语文课本里，一边答应着，一边绕过池塘，奔向田埂，飞一般往学校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可以想见我那两一毛一钱有多么来之不易了吧。

　　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得到它的了。

　　但我敢肯定，我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

　　千真万确，是父亲给我的。我只是不记得他为什么突然大发慈悲，竟然给了我两一毛一钱。

　　也许是因为我的数学又考了满分，郭老师又来家访并且大大地表扬了我，父亲长了脸，所以奖励我？

　　也许是因为一向郁郁不得志的父亲最近遇见了什么开心的事情，从而变得出手阔绰起来？社会心理学实验发现，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捐款都是很大方的。

　　总之是，父亲很大方地主动给了我两一毛一钱，并且没有吩咐我怎么花。

　　这就是说，这两一毛一钱归我啦！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我换上了干净的绿底碎花的布衫，要去赶集！

　　当时，我高兴得脸都涨红了，红得像地平线上的太陽。我长到七八岁还没有见过苹果，生产队也不准养鸡（那是资本主义），所以我还想不出“脸红得像苹果”或“脸红得像要下蛋的芦花鸡”之类生动形象的比喻。

　　我涨红了脸，心也怦怦直跳，感觉极不真实。我把那张绿色的一毛一票看了又看，对上面的火车很熟悉，因为我家距铁路很近，夜里躺在床上，不仅可以听见火车尖锐的汽笛声，还能清楚地听见哐当哐当的车轮声。

　　我把宝贝卷好，装进左边口袋，又换到右边口袋；装进上衣口袋，又换到裤子口袋。倒好像那张钞票成了一一团一火，会烧人，是一根刺，会扎人。

　　终于，我决定把它攥在手心里，紧紧地。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感觉到它的存在，一直监视着它，免得它像一条蛇一样溜走。这样我心里会稍稍踏实一点。

　　我要去赶集了，到八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去。我们的集市两天一次。逢单的日子，正对家门口的大路上老远就可以看见稀稀拉拉步行匆匆去赶集的农民。那时没有自行车，更别说摩托车和汽车了。我走在人群里，高一脚低一脚，如一个醉汉，又像踩在棉花上。用一句骂人的话说，我简直就是在“云里雾里”。

　　我走一截就把手张开瞅瞅那张票子。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是在左手里。

　　后来我的手心出汗了，汗得湿津津的，手指僵硬，酸酸的，很不舒服。

　　走到文岗时，我还看了一眼：它还在，纹丝不动，安然无恙，像一只听话的小猫，真乖。

　　什么时候弄丢的呢？我一点都不知道！

　　下了土路，上柏油路，马上就要到集上了！我一下想起我的财产，张开左手——天！左手根本没有攥着，两只手都是张开的，而且我一直昂首挺胸甩着两条胳臂大步流星呢！原来走八里路会累，今天竟然没知觉！竟然没知觉到完全忘记了手中的两一毛一钱！

　　是不是我只顾幻想即将到来的豪华享受？想一想吧，攥着我的两一毛一钱，在每一条街上大方地逛游，到货摊上大胆地挑挑拣拣，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因为怕流口水只敢偷看一眼两眼的，既没自信又没底气。两一毛一钱，可以买几十颗糖果呢！如果买铅笔，就算买带头的也能买好几支。那时的作业本也才三五分钱一本。还有好看的小人书。以前只能站在课桌上从围得水泄不通的小伙伴们的肩膀上远远地瞅上一眼，连书上的佐罗长得什么样都看不清，有时还会被顽皮的男孩子推搡得跟头连天，摔得鼻青脸肿。

　　要不，就是在路上遇见了同村的大人，他们叫住我，问我话，我兴奋地回答他们，一反常态。以前我很反感他们，净说些没油盐的话。比如，明明看见你在吃饭，还要问“吃饭呀？”明明看见你放学了，还要问“放学了？”多无聊啊！但是今天我高兴，高兴就不觉得他们的话乏味，高兴就有问必答。也许我光顾着和他们对话，而且还对话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指手画脚，所以忘记了左手手心里还攥着宝贵的两一毛一钱？

　　要不就是我又犯傻了。我自小就是个爱犯傻的孩子。给猪割草的时候，跑到铁路上拿石头砸子儿，藏在玉米地里摘玉米叶接在头发上编成老戏里面那样的长辫子，或者躲在高高的粮仓背后的阴凉里玩扑克，一玩就忘了时间，可谓废寝忘食。当然这都是璀莹和林子姐妹俩叫我的，她们一叫我，我就把父母的严厉家法统统丢到爪哇国去了。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会追着一片落叶飞跑，会盯着一只喜鹊发呆，蹲在地上看蚂蚁一看就是半天。

　　所以，今天当我追问几十年前的旧事，不禁产生了另一个怀疑，那就是：也许那个星期天，在路上（应该是春天，我穿着单衣），我看见了野花？听见了鸟叫？离开了大路去追一只蝴蝶？——都有可能啊！

　　总之，八岁（也许是七岁）的我，上了公路才发现手心里攥着的两一毛一钱不见了！

　　有没有折回去寻找呢？印象很模糊。根据上述回忆推断，一定回去找过，而且可能还不止一遍。但是不幸的是，那两一毛一钱不在路上，也不在路边的干沟里；不在土上，也不在草丛里。

　　后来呢？

　　后来不记得了。

　　那一个近似狂欢节一般的星期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世界末日！

　　年幼的我，如何的沮丧、惶恐、懊悔、悲伤、绝望……统统失去了鲜活的细节。

　　唯有时间的线索留存下来。

　　一直清晰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就像银行活期存款，可以随时提取。

　　几十年过去了，父母都已经作古，这事想起来还在

　　几十年过去了，村子和马路早已面目全非，这事还在。

　　几十年过去了，偶尔回乡，已经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事还在。

　　足见那两一毛一钱对我是多么重要了！

　　你若问我为何要永记不忘，我无言以对。

　　你若问我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我仍然无言以对。

　　我不可能违心地对你讲“苦难让人成长”之类的哲理。直到今天，苦难没有变成别的什么。苦难依然是苦难，就像山鸡变不了凤凰一样。

　　但是，这两一毛一钱毕竟已经不只是两一毛一钱本身了。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两一毛一钱，这被我弄丢的两一毛一钱，一定在我的人格结构里加上了一些东西，又减去了一些东西。

　　换句话说，没有这丢失的两一毛一钱，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两一毛一钱？是我不小心弄丢的。

　　如果你见到了，请你还给我好吗？

　　我想尝试着做另一个女孩。一个没有丢掉唯一私有财产的爱幻想和犯傻的女孩。

　　请你帮帮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