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一○一空降师——巴顿英雄部队的，约摸二十岁。像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而且肩膀很宽，看上去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胸前闪耀着的勋章缓带，比我记忆中任何将级官衔以下的人都要多。他开头有些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拘束消失了，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二十四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候天差不多亮了，老早已经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了用以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任何响应。焦虑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他于是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现在是单枪匹马，完全落在敌人控制的土地上了。

　　他懂得，必须马上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的一堵石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专为应付这种紧急情况而学的。

　　听到敲门声，一位年约三十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她长得并不漂亮，虽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却善良而镇定。她显然是刚从做早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小小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把我藏起来吗?”

　　“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着便把他带进屋里。

　　“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他迅速地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的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关上橱门。

　　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士兵来了。他们已经看到这个伞兵降落，而这一栋又是附近惟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净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美国伞兵，把他从碗橱里拖了出来。

　　那位仅仅是由于藏起美国人而“犯罪”的法国农民，在被拉出厨房的时候，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但是一个德国士兵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德国人命令他站到院子里，他并没有受到审讯，也不能向妻儿说一声再见，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就被当场枪毙了。妻子呜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德国士兵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美国俘虏，却显然有一场争论。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上。

　　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由此望去，可以看到田野边缘的那片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

　　德国人发现他逃走了。他们一边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他刚跑进树林——悉经营的、没什么灌木和杂树的法国树林——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互相吆喝着。他们分散开来，正在很有次序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他拼命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的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还躺着那位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又一次来到这户农家，敲响了房门。那位法国女人很快打开了门。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地，站了也许一秒来钟。她没有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看也不敢看他一下。她直直地注视着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你愿意把我藏起来吗?”他问。

　　“哦，当然啦。快!”

　　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法国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地区解放了，他得以重返部队。

　　德国人再没有来过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需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的精神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智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和那位法国女人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美国伞兵第二次机会。

　　我被这真实的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并把这个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位卓越人物的看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出来了：

　　“青年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了而且抓住了惟一的出路。他是个勇敢机灵的孩子。不过，那位法国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幸福?”我惊奇地望着他。

　　“对，幸福。”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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